《汪辟疆说近代诗》
当然，以现代学术眼光，衡量清人治学次第，难免带有当下学科或专业本位的“滤镜”。欲知其人，常可观其所读之书。《越缦堂日记补编》十三册收录了李慈铭早年日记，张舜徽读毕后，印象是“咸同间李氏年犹少，学犹浅，故此十三册中所记，率诗词及时政，偶涉学问，可采者极少”（杨树达1937年1月26日记：“阅李爱伯《越缦堂日记补》讫。越缦于宋人说部浏览殆遍，可谓勤矣。然考订亦颇有差失。”见《积微翁回忆录》）。又举出若干实例，咸丰十年（1860），三十二岁，始在京城买得段玉裁（1735-1815）《说文解字注》；同治元年（1862），始听说桂文灿（1823-1884）进呈《孝经集证》《群经补证》诸书，“辄谓阅其书名，已为神往，不谓斯世尚有此人”；同治二年（1863），自述“昕夕置案之书”数十种，皆清儒诂经说字之作。据此，张氏认为李慈铭接触经学很晚，平日所涉又“皆非学者根原之地”，“徒记丑而博，何能窥寻学问深处？”
至于李慈铭最为自负的史学，张舜徽也同样看低，认为实多藉力于钱大昕、王鸣盛、赵翼三大家之史考著述，所撰札记驳杂不纯，缺少发明，所欲写就的著作，徒托空言，多未成书。同一观察，也移用于与李慈铭同时代的浙籍学人谭献，在张舜徽看来，文人治学，浮光掠影，“虽有涉猎之功，而无专精之业，故于经史大书，无能为役”，终究没有足够分量的著作，亦无从证明具有“专为表微之学”的能力：
乾嘉诸儒，专心力以治经训小学，鲜能究心乙部。故其时通读全史者，殆无几人。以钱氏之为《廿二史考异》，王氏之为《十七史商榷》，赵氏之为《廿二史札记》，贯通诸史，博考详稽，已如祥麟威凤，不可数睹。然扬搉言之，有史学，有史考。若此二家所从事者，乃史考耳。而亦各有偏重：钱氏重在校勘文字，王氏重在稽核典制，赵氏重在综比史实。用力不同，俱归有用。故后之治史者，俱奉为枕中之秘，而不复措意于根原之地。但守此三数种书资口给，炫博雅而已。
对于李慈铭和谭献，张舜徽特别强调其“文士”性质，没有耐心和毅力，“故于朴学家艰苦寂寞之功，无能为役”。巧合的是，两君“同产越中”，岂地气邪？关于两种志业之别，他又说了一段很有名的话：
盖著述之业，谈何容易？必须刊落声华，专一神智，先之以十年廿载伏案之功，再益以旁推广揽披检之学，反诸己而有得，然后敢著纸笔，艰难寂寞，非文士所能堪。莼客少时偃蹇乡里，徒聘词华，及至京师，益徇声色（日记中所载狎游事甚多），以羸弱之躯，逐歌舞之地，亲迩书卷，为日无多，况彼为学未穷根株，而可轻言述造乎？（《张舜徽壮议轩日记》，441-442页；相似表述复见于《清人笔记条辨》，338页；《清人文集别录》，507页）
谭献（1832-1901）
四
李慈铭穷经研史，治学驳杂。当代学者发现《国朝儒林经籍小志》稿本，收近二百年间经学名儒百六十余人，注重“经籍目录”，意在以书存人，故可视为一部清代经学经典著作目录，也反映李氏基于“汉学”立场对于清代前中期学术史的总结和思考（参看张桂丽《李慈铭的清学史观——以〈国朝儒林经籍小志〉为中心》）。目前存世的李慈铭读书札记，总括论之：以部类言，以史部为主，以内容言，则以名物考订为主，史部中又以正史为大宗（参看卢敦基：《彷徨歧路——晚清名士李慈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103-112页）。除日记中所录外，多批注于史籍之眉端，内容多为校勘与注史（包括补充与驳正旧注）。数十年间“丹黄手校，必严必精”（《城西老屋赋》），固不乏“伏案之功”，对于“汉学”利弊，也未必全无心得，以为“汉学固不能无蔽也，而其为之甚难，其蔽亦非力学不能致也，特未深思而辨之耳。予亦非能为汉学者也，惟深知其难，而又喜其密实可贵耳”（同治二年正月二十一日记）。
在李慈铭身后，弟子樊增祥（1846-1931）评价乃师：“伏念莼翁之在今日，论其所学，可云卓绝。然犹杜门穷经，不废铅椠，可谓能自竖立者矣。”（《艺风堂友朋书札》上册，132页）后人读其书，也不能不承认李氏于学“用力勤至”。1919年，蔡元培（1868-1940）在杭州整理李慈铭日记，作《读〈越缦堂日记〉感赋》，有句云“卌年心力此中殚，等子称来字字安。史评经证翻新意，国故乡闻荟大观”。1922年，胡适读《越缦堂日记》，觉得“很有趣味”，“这部书也是使我重提起做日记的重要原因”，他作《病中读〈越缦堂日记〉戏题》，以六言诗为之写照：“宁可少睡几觉，不可一日无书。能读能校能注，先生不是蠹鱼。”（见《胡适的日记》）
《越缦堂读史札记全编》
1930年代初，王重民（1903-1975）撮录诸史批校，兼采日记中之少部，汇辑《越缦堂读史札记》三十卷，又论其学，“宗许郑之家法，有徐庚之藻翰，文苑儒林兼而有之，在清代学者中，可称后劲”（《李越缦先生著述考》）。杨树达为《越缦堂读史札记》作序，将古代治史分为四派四枝，并论越缦史学之定位：
往者我国学者之治史籍也，有二派焉：其一曰批评，其二曰考证。而二派中又各有二枝：批评之第一枝曰批评史籍，如刘子玄（知几）、郑渔仲（樵）、章实斋（学诚）之流是也；第二枝曰批评史实，如胡致堂（寅）、张天如（溥）、王船山（夫之）之流是也。考证之第一枝曰考证史实，如钱竹汀（大昕）、洪筠轩（颐煊）之所为是也；其第二枝曰钩稽史实，如赵瓯北（翼）、王西庄（鸣盛）之所为是也。批评史籍，其途差狭，自刘（知几）、郑（樵）、章（学诚）外，殆不数见，自宋至清初，则批评史实最盛之时期也。清儒治学，恶蹈空，喜征实，彼惩于批评史实之虚而无当也，故变其道而趋于考证。于是，考证派之两枝，于乾嘉之际同时并起，而继其后者第一枝为盛。越缦先生者，乃承钱、洪之流而为有清一代之后殿者也。（《〈越缦堂读史札记〉序》）
李慈铭平生精力所萃，尤在治史，然其读史杂钞、札记，多为片言短章，研究成果零散，亦未有理论总结，此乾嘉汉学家之遗风。杨树达总结说：“考证史实，为事较难而所得反小；钩稽史实，为之者较易而收获反丰。要之，非心思缜密、用力勤至者不能为，二者固无异也。”按上述派分，越缦史学主要承继钱大昕（1728-1804）、洪颐煊（1765-1833）一流，属“考证史实”一派。考证文字集腋成裘，蔚然可观，多文为富，结果“所得反小”，此种吊诡，颇合张舜徽所谓“博杂之辨”——
盖多之中又有博与杂之辨。学贵博，不贵杂。博者以一为主，凡与此相关联者，皆遍习之也。杂者中无所主，滥观广取而无归宿也。学不博则陋。然博之中必有别择去取，故博观贵能约取焉。至于杂之为害，人尽知之，固治学之士，所当痛绝也。
钱穆评论晚清学人陈澧（1810-1882）、朱一新（1846-1894），连及与后者同一乡贯的李慈铭、谭献，宣示“兰甫治学，仍循乾嘉以来经学涂辙，而稍变其体，前有所承，易于为力；鼎甫欲移治经为治史，蹊径别辟，事待创探，难于为功”，故《无邪堂答问》一书“博而无统，杂而寡要”，“旧辙已迷，新轸尚远，终于为一过渡之学者，同时两浙学人如李慈铭炁伯、谭献复堂之流，皆不免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陈兰甫》）。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李慈铭一生治学，出入经史，徘徊汉宋，不越乾嘉诸儒藩篱，亦步亦趋，其文“故实纷罗，文辞耀艳”（钱锺书《复堂日记序》），其学也难逃“博而无统、杂而寡要”之讥。其生前对沈曾植说：“处今世而治经，但当守孟子‘博学详说’四字，不必要求新异也。”（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记）而移治经为治史，仍旧墨守成规。已受民国学风熏染的杨树达，论其理想中的“史学”，“必先取吾最丰富之史料之正史，审别之，钩稽之；又取前哲之所辛勤积贮如考证派之所为者，利用之，整比之；又益以金石考古之所得及外史之所具，然后，精密正确之史渐可冀也”。作为“考证史实”一派之“后殿者”的李慈铭，于此已然无能为力了。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败后数月，他于北京弃世。以后见之明，随后的中国即将开启一个伟大而动荡的“转型时代”（按张灏的解说，所谓“转型时代”，是指1895-1920年初，前后大约二十五年的时间,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参其《转型时代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与文化史上的重要性》）。近世以降，西学东渐，李慈铭因循守旧，无所改作，终为清学之收尾者亦宜矣。
五
《越缦堂日记》而外，张舜徽通览《文集》十二卷，最终给出定评：
此虽名目繁多，大半皆平日读书杂钞笔记之属，本不足以言著述也。要其一生所学，悉荟萃于《越缦堂日记》中。余尝反复究览，知慈铭于经史小学，皆无专长。一生又好雌黄，不轻许可，终不免文士陋习。《清史稿》列之《文苑传》末，实为平允。（《清人文集别录》，506页）
民初开清史馆，纂修《清史稿》之际，总纂缪荃孙（1844-1919）拟有《儒学传目》，李慈铭初在列，同事吴士鉴（1868-1934）对其入“儒林传”提出异议：
越缦于经、小学未有著述，似难列于儒林。曾忆癸巳秋闱，此老监试，侄与闲谈，叩以生平著作，自言于经、小学毫无心得，即有一二说经之文，亦蹈袭前人，不足自立。故葵园（王先谦）刻《续经解》时来征所著，婉言谢之。此老自言如是，可见得失甘苦，非亲历者不知之。今陶仲彝（在铭）欲争入儒林，直是不知越缦也。若列入文苑，尚可为同光后劲；厕之儒林，黯然无色矣。（《艺风堂友朋书札》上册，452页）
照此，则李慈铭生前对经学、小学造诣，尚有自知之明。在传统士人心目中，“儒林传”远重于“文苑传”。按清代国史修传标准，《儒林传》“须著作有关于经学，或述程朱奥义，或阐郑孔传笺者，方行采录”，至《文苑传》，则“博洽多闻，淹通史学者为上，而工诗古文词者次之”（谭宗浚《拟续修儒林文苑传条例》）。基于此类“史例”，主持纂修《清史稿·列传》的缪荃孙相应定有“《儒林》稍严，《文苑》宜宽收”的择人口径，故而李慈铭之子李承侯及其同乡陶在铭为之“力争儒林”。
按缪荃孙与李慈铭有私谊，李生前为校《云自在龛丛书》（薛英《李慈铭校缪荃孙所刻书》），李去世后，缪也曾为《越缦堂日记》出版奔走出力。1915年，缪氏函复吴士鉴，表示“李越缦列之《文苑》，而陶仲彝力争《儒林》，不知两传有何轩轾？越缦经学过于湘绮（王闿运），而只有《经说》数篇，殊不相合。从前谈过，条理通贯，别无专书，放下再说”。（陈东辉《缪荃孙致吴士鉴信札考释》）或在私情与公心间难以抉择，他一度打算将此事“放下再说”。数月后，始定议：“李莼客列一传于‘文苑’，以陶子缜（方琦）附之，似乎公允。”今《清史稿·列传》中，李慈铭终置于《文苑》，而王闿运列入《儒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