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

缪荃孙（1844-1919）

张舜徽说，“余观越缦一生，仍是文苑中人物，于问学则无与也”（《张舜徽壮议轩日记》，739页），言似稍过，若与李慈铭的同乡后辈蔡元培所奉赠的“旧文学的殿军”一语并看，则不得不承认虽不中亦不远矣。即便如此，他对《清史稿》之“儒林”“文苑”二传仍有不满，多予指摘，则其心目中理想的清学史当别有所属——

即以《文苑传》叙李慈铭行事而论，已多揄扬逾实，谓其弟子著录数百人，同邑陶方琦为最，此不知何所据而云然。今乃附方琦于李传之末，岂非大冤。以余观之，陶氏宜别立传于《儒林传》，方为得体。但观斯例，可知其叙次人物而失伦序者，正复不少。以湘士论，列王闿运、王先谦于《儒林》，乃独遗皮锡瑞。皮氏经学湛深，著述弘富，论其精诣，实在二王之上。清世《儒林》，又乌可阙其传耶？

在批评《清史稿》后，张舜徽接着说：“余往者校录清人文集，效刘向《别录》、王俭《七志》之力，于书名下各系一传，撰成《清人文集别录》六百篇，有清一代儒林、文苑之选，悉在其中。迨刊布行世，顾颉刚、谢国桢先生见而好之。恒举以语人曰：‘此真清史儒林、文苑传也。’斯虽推美之辞，而其效用固有可以相代者矣。”（《爱晚庐随笔·清史稿儒林文苑传》）对于所谓“真清史儒林、文苑传”，颇有当仁不让的意态。

行文至此，还应稍加补说。张舜徽批评李慈铭，非全无理性的一概骂倒，或出于派性故作诛心之论，他所最不满者，只在于越缦放大了乾嘉汉学家“襞绩补苴”的一面。他也承认李慈铭“顾以好读乾嘉诸儒书，故不致误入歧趣，往往考论古今，篇言居要”，譬如“论郑（玄）学”“论宋学”“论乾嘉诸儒品节”，“斯皆平实通达，足以关俗士之口”。咸丰二、三年间，李慈铭因读阮元（1764-1849）所编《学海堂经解》，“始知经义中有宏深美奥”，十一年（1861）二月日记为世人訾议阮氏“攘他人之作以为己有”一说辩诬，张舜徽赞赏“此段记载，于阮文达一生学行关系太大，得莼客辨白之，足以解世俗之惑”（《张舜徽壮议轩日记》，450-451页）。同治十一年（1872），李慈铭致书潘祖荫（1830-1890），极论道咸以下京师金石学风之弊：“金石固不可不讲,而近之后生，往往全不读书。……文理不通，字体不正，而游扬声气，干谒公卿，瞽行妄言，习为狂傲，是风气之大害，所当防其流弊者也。”（《桃花圣解庵日记》戊集）张舜徽亦许“斯言亦至明快”，“切中道咸以下学者舍本逐末之病，不失为箴肓起废之言”。又，观李慈铭六十岁以后日记，“再读翁（方纲）氏《复初斋文集》，始深叹其序跋议论，尽有佳者（《荀学斋日记》癸集下）”，欣赏服善之勇，“知其晚年学进气平，持论乃迥异于昔矣”（《清人笔记条辨》，第341-342页）。

（附识：本篇承复旦大学历史系王思雨同学校阅一过，并提示意见，志此申谢。）

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