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作为现代人的象征的碇真嗣的考验要比19世纪、20世纪的存在主义者更为严峻，如果说经历了虚无主义与革命肆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怀抱着微弱的声音走向上帝，那么20世纪的人类精神史则是通过两次世界大战与作为理性与进步代表的极权主义的覆灭，昭示着上帝的死亡与人类在非人的力量面前前所未有的渺小与脆弱。在TV版第25集中，碇真嗣彻底敞开自我，不断地通过自我与心中的他者对话，最为困扰他的问题是“周围的人是不是都讨厌我？”以及“是否只有我驾驶eva的时候别人才会接受我？”碇真嗣的所有痛苦和困惑的来源都在于驾驶这架巨大的人形兵器，他从未在其中寄托过任何积极的情感，他所希求的是他所展露的敏感与善良被他人所接受，而他人对他的期望则在于驾驶eva保卫世界，毫不犹豫地执行命令成为一架冷酷的战争机器，这正是他的痛苦所在。他的这种困境被理查德·伯恩斯坦概括为“工具理性的胜利影响传染着整个社会文化生活，包括经济结构、法律、官僚行政，甚至艺术。工具理性的发展并没有导致普遍自由的具体实现，而是造出了一个‘官僚理性’的铁笼，他将一切都笼罩其中无处可逃。”20世纪被工具理性所主宰、污染的人类也沿着这样的路径驱驰，世界大战、集中营、原子弹和EVA中的第二次冲击一样，既是历史的偶然性所导致，同样也揭示了被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和工具理性所预言的人类命运的失败：人性从未有进步，历史只是偶然性与意外的集合。

广岛原子弹爆炸

EVA第二次冲击

20世纪的人类灾难，全部都是代表着某种终极价值的观念之争的结果，战后的日本也正是诞生在这道人类共同承担的苦难所留下的疤痕之上。被一战前的黄金时代所哺育的卡夫卡半推半就地接受了这个世界的冷漠和恶，他一方面接受着自己因为对信仰的怀疑所拥有的歉然，一方面只能接受这个世界为现代人预设好的命运——孤独与冷漠从而丧失掉爱的渴望与感觉。卡夫卡在日记中剖析自己“两个人在一起时他觉得比一个人更孤单。如果他同另一个人在一起凑成两个人，那第二个人将来会来抓他，而他将只能听人摆布。在他一个人的时候，尽管整个人类都来抓他，但无数伸出的胳膊将相互缠绕，于是一个也抓不找他。”卡夫卡敏锐地捕捉到了现代人价值依托与精神归属背后的虚无以及无法与恶的世界相抗衡的事实。而这种感受正是庵野秀明在TV版第16集后所着力刻画的。每位主人公在与使徒的战斗中都经历了精神污染，他们生命中梦魇一样的过往不断从脑海中浮现。庵野秀明为之设计了大量意识流一般的独白和抽象晦涩的场景。然而这一切并非来自于命运的乖戾与无常或者说信仰的缺位（EVA虽然充斥着大量宗教符号，但是本质上其中的神更多地扮演着一个被人类操弄的角色），而是彼此之间自我意识冲突的结果，而这种冲突导致真正的爱是迷失的。

黑格尔对爱的定义是“爱情如果要显出它的本质，就只有通过主体按照他的内在精神和本身的无限性而进入这种精神化的自然关系。这种把自己的意识消失在另一个人身上的情况，这种忘我无私的精神（只有凭这种精神，主体才会重新发见他自己，才真正实现他的自我），这种忘我的精神（由于忘我，爱情的主体不是为自己而存在和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操心，而是在另一个人身上找到自己存在的根源，同时也只有在这另一个人身上才能完全享受他自己）就形成爱情的无限性。”如果按照这种定义，虽然我们可以在EVA的主人公中看见他们因为善良、敏感的心性为彼此献身，甚至受难。但是我们却很难认定他们彼此进入了爱的领域，正是因为现代人的孤独与冷感的困境在EVA中体现的淋漓尽致，我们才会发现爱作为一种稀缺的品质对于感性的个体来说是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变得凋零。作为适格者，eva驾驶员无一不承受着这个世界的沉重与恶，在日常生活中隐约出现如同秋日飘零的落叶一样的爱欲维持着他们与现实生活的羁绊与联系，但他们却始终无法踏出这一步，使爱可以成为一种信仰与支撑生命的柱石。1994年饱受抑郁症之苦的庵野秀明正是发掘了现代人情感缺失的根源所在——当我们被抛弃在一个无根无源的世界上，被现代性的工具理性所定义并滤去人性中的单纯与复杂，当我们生存的意义早已被设置完成，我们又该如何生存下去？

在《沉重的肉身》中，刘小枫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所有叙事作品的魅力所在“如果你曾为某个叙事着迷，就很可能把叙事中的生活感觉变成自己的现实生活的想象乃至实践的行为”。EVA的魅力也在于此。当作为反英雄的碇真嗣给自己的病症定义为“胆小、怯懦、狡猾、懦弱”，观众与他的共感并非在于与他分享了相似的品质，而是在现代社会的伦理困境中，即便在日常生活无需面对拯救世界的抉择的我们同样被传染了相同的病症。庵野秀明无情地揭示了现代人的症状所在，却只能期待观众在等待剧中众人的命运敲定，炫目的特效与主人公的悲欢离合之后，走出自我的冷漠。在一个世俗化的世界里，不再把拯救与解脱的希望寄托望于上帝，而是你身边与你互相伤害也互相依赖的爱人朋友与平静冗长却也在某个瞬间让你沉迷泪流的日常生活。

九、同感者过度解读？伟大之处在于给观众的留白：人类补全计划

尽管庵野秀明在一次访谈中将“人类补全计划”的设定来源解释为赶工的结果“说实话，我在做到大后半段的时候仍然没确定我们到底要个补完个什么，只是大体上我们知道要在最后弄出一个大计划就好了，至于后面的剧情也和我们一开始的最初企划也不一样，但是补完计划只要把我内心的真实感受传达到观众那里就好了”。因为人类残缺或有原罪，并借托神谕的纲领见证爱若斯与逻各斯的纠缠并改造现世以达到人类进化到绝对自由的境界，这种思想与文学的尝试在西方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屡见不鲜。但是我们不难看出这种设定，其实根植于西方思想史中的灵知主义与基督教正典的复杂互动。灵知主义根植于希腊哲学与基督教早期神学，古典宇宙秩序崩溃之后灵知主义盛行一时，灵知主义相信有一小批人掌握了拯救人类的秘密，他们相信人类心中都有残缺的神性，只不过在物欲的沉沦之下浑然不觉，而创世的上帝将世界搞得一团糟，无限善的上帝对人世间的恶无能为力。而人在世上，正如海德格尔在20世纪的黑暗前夜所呼告的一样，现代人处于一种“被抛入世”（Geworfenheit）的状态。人被遗弃在世上，既没有信仰与救赎，也难以在原子化的他者身上投射自己的爱欲，这种处境下的人只有走向深不可测的荒诞与虚无。20世纪解构了上帝与形而上学的哲学家则忍不住的沾沾自喜，“殉难、拯救、不朽，如大厦崩塌，一切都遭到破坏；我把圣灵从神龛中驱逐出去；确立无神论是一种艰难而长期的过程，我相信我已经把它贯彻到底了。我看得很清楚，我清醒过来，认识了我真正的任务，我真可以得模范公民奖。”（萨特）在这样的世界里，作为异端存在的灵知主义死灰复燃，向人们荒芜的心灵伸出来它的触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