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一冷，喝粥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喝粥在我国很早就被认为是一种很好的养生方式，宋代学者张耒（号宛丘先生）曾经作《粥记》一文指出：“每日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胃虚，谷气便作，所补不细，又极柔腻，与肠胃相得，最为饮食之妙诀。”而大诗人陆游对此极为赞同，特作《食粥》诗：“世人个个学长年，不悟长年在目前。我得宛丘平易法，只将食粥致神仙。”笔者在任健康媒体记者期间，采访过很多中医大家，几乎每个人都提到喝粥是益寿延年的妙方。从现代保健医学的角度讲，粥在诸多主食中最易消化吸收，小米粥天然滋养，白米粥上的粥油的营养几乎可以跟参汤划等号，而在粥中无论加入何种有益健康的辅料，都能在小火慢熬中化为温香软糯的糊状物，更利滋补。
此外不能不提到的一点是，粥在我国古代还有一项功德无量的用途：救命。
一、“一饭二粥”身体棒
中国人对粥，有着一种不分今古、不分族群、不分地域的“跨越时空的爱”，但在粥品的种类上还是有所区别的。《清稗类钞》中有云：“粥有普通、特殊之别。普通之粥，为南人所常食者，曰粳米粥，曰糯米粥，曰大麦粥，曰绿豆粥，曰红枣粥。为北人所常食者，曰小米粥。其特殊者，或以燕窝入之，或以鸡屑入之，或以牛肉入之，或以火腿入之。粤人制粥尤精，有白滑肉鸡粥，烧鸭粥，鱼生肉粥者。三者之中，皆杂有猪肝，鸡蛋等物。另有所谓冬菇鸭粥者，则是冬菇煨鸭与粥皆别置一器也。”从这段文字中不难看出，相较之下，南方人在喝粥的种类和对粥品的“精加工”上，要远远超过北方人。
《清稗类钞》
《慧因室杂缀》中写乾隆南巡回京后的一件趣事，他对臣子说：“吴俗奢侈，一日之中，乃至食饭五次，其他可知。”而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解，“吾乡如苏、常两处，早餐为粥，晚餐以水入饭煮之，俗名泡饭，完全食饭者，仅午间一餐耳”，且此一习俗并非易自近年，而是颇具渊源，宋代《心典》中记淮郡谢贾似道启云：“人家如破寺，十室九空；太宗若头陀，两粥一饭。”则此风故由来久矣。而《康居笔记汇函》里对此一习俗的养成，还有另外一番探讨：“日常果腹之三餐，越人皆以饭，吴人则午饭而晨夕餐。”按理说，越人吃得“硬”一些，“体魄宜远胜吴人”才对，结果不然：“乃适得其反，日三饭者，不及一饭二粥者之强。”
《康居笔记汇函》
还有将北方人食麦和南方人食米进行比较的。《清稗类钞》中说：“南人之饭，主要品为米，盖炊熟而颗粒完整者，次要则为成糜之粥。北人之饭，主要品为麦，屑之为饝，次要则为成条之面。”传统上，人们认为“食麦者较食米者为健”，但也有例外，“观于苏州、绍兴之乡女，则不尽然。盖皆同为食米之人，苏女且以啜粥时为多，而苏乡健妇乃多于浙，凡耘田、打鱼、荡舟、舁舆、担物诸力役，无不任之，不惟胜于绍，且突过于北方之妇女。”这也再一次证明了喝粥对强身健体有何等的助益。
《清稗类钞》成书于民国初年，所以偶尔可见与世界先进理念接轨的时尚话题。比如谈到粥的时候，居然还拿出了数据：“糙米有小粉七四·〇，蛋白质八·二，脂肪一·〇，灰二·八。光米有小粉七八·〇，蛋白质七·五，脂肪·四，灰·七。”虽然现在看来，这样的营养成分百分比非常粗陋，也未必准确，但却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尝试用科学来探索事物奥秘的可贵精神。
不过，无论南方人北方人，老百姓日常所喝之粥肯定不是动辄加入鸡鸭鱼肉或者冬菇莲子的“特殊粥”，而只是普通的“糊涂粥”。“糊涂粥”就是最普通最粗陋的稀粥，词出郑板桥，为王之春的《椒生随笔》所录：“板桥有书云：‘暇日，咽碎米饼，煮糊涂粥。双手捧碗，缩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周身俱暖’。”王之春对郑板桥的这番话颇为赞许：“此言颇形穷象，然君子固穷，颜子箪瓢陋巷，乐在其中，此非安贫乐道者不能言也。”笔者倒觉得，郑板桥的话未必有什么乐在其中，顶多是苦中作乐，而对“糊涂粥”也不必做什么大有哲理的诠释，那只是一种穷困状态下的解饿方式罢了。
《椒生随笔》
二、看病先喝粥一碗
当代人或许以为，粥在古代中国的普及程度之所以高，是因为其营养价值丰富、养生保健作用强，其实不然。在生产力低下，粮食作物产量很低的时代，老百姓日常多以粥为主食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其成本比白面馒头和白米饭低，一把米，一瓢水，有时一家人就能吃个“水饱”。也正因此，在古代笔记中，当一个人穷困饥饿，濒于绝境时，救命的往往就是一碗粥。
《清代野记》记雍乾名臣方观承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