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伯希和西域探险团的缘起

自19世纪下半叶起，西方列强在对海外殖民地分割完备之后，又掀起了一股中亚（西域）探险考古热潮。其实俄、英、德、瑞典、美、芬兰等国进入西域并从事科考探险的时间，要比法国早一些，西方列强在西域探险问题上，也如同在争夺海外殖民地和海外市场一样，始终都勾心斗角，互相倾轧。大英帝国借助于在印度的有利地位和阿古柏在新疆叛乱的机会，首先妄图染指我国新疆，于1834年派遣沃森(W·H·Wathen)赴于阗进行考察。

早就对中国新疆垂涎三尺的沙俄帝国，更是不断地派遣文武官吏对塔里木盆地南缘与喀什地区进行考察。瑞典人斯文赫定于1890-1902年间3次赴西域进行考察。由格伦维德尔(Grünwedel)、胡特(Huth)率领的德国考古探险团，于1902-1903年首开4次西域探险之行，由渡边哲信和掘贤雄率领的第一个日本大谷探险团也于同时到达塔里木盆地。

这些考古探险团都大肆地非法发掘、收购、盗窃了大量中国文物，以丰富他们各自国家博物馆与图书馆的特藏。

西方列强在西域科考与探险方面的竞争，主要是对文物古迹的竞争，形成严重对峙的局面。为了在西域从事更加系统而广泛的考察，分工对几大重点地区进行发掘，他们决定统一协调这方面的工作。1890年在罗马召开的东方学家代表大会上，决定组建一个“西域和远东历史、考古、语言与民族国际考察委员会”。1902年在汉堡召开的新一届东方学家代表大会上，这个西域国际考察委员会最终组建起来了。其总部设在西方列强中离西域最近的国都——俄京圣彼得堡。在国际委员会之下，还设立了各个成员国的国家委员会。这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惯用的划定势力范围的老伎俩。

伯希和带领的考察团

法国的既定目标就是，在这场激烈的国际大竞争中，法国必须占有与其名望和地位相匹配的份额。伯希和中选是由于他学识过人，又富有亚洲活动的经验，精通几门亚洲语言和拥有这方面的高水平文化知识。该团中的另外两名成员分别是法国殖民地军队的军医、原交州（东京湾）人路易·瓦杨(Louis Vaillant)博士，负责地理测绘、天文观察和自然史方面的工作；专业摄影师夏尔·努埃特(Charles Nouette)负责照片、图片资料和档案工作。整个探险团所需大部分资金由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法国科学院、公共教育部共同赞助。

伯希和西域考古探险团就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组建起来并出发赴西域，从事了近三年的艰苦工作。

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

二、伯希和探险团首战喀什地区

伯希和西域考古探险团一经组建，便立即开始了积极的筹备工作。他们在人员、资金和设备方面的准备工作，持续了一年多。1906年6月15日，伯希和一行风风光光地离开法京巴黎，走上了漫漫的近三年的西域考古探险之路。他们先乘火车，经过10天旅行后便经莫斯科和奥伦堡，到达当时俄属突厥斯坦的首府塔什干。他们在塔什干停留了一个多月。这是为了等待其从圣彼得堡用船运来的大批行李设备。伯希和也需要利用这段时间，以便学习东突厥语。因为作为语言学家的伯希和，过去只从书本上学习过这种语言，而缺乏实际应用的机会。

伯希和一行然后乘火车前往安延集，他们一路上沿富饶的费尔干纳河谷前进，那里盛产棉花，遍地是森林和宝藏。8月11日，他们到达了距安延集只有10多公里的奥希(Och)，最终下了火车，开始组织赴喀什的马队。沙俄地方当局为他们找到了可供雇佣的哥萨克护卫队。伯希和一行于1906年8月间，率一支由74匹马组成的马队出发，仅供驮行李的马就达24匹之多。他们经过塔尔迪克达坂（Taldyq Dawan，山口），再沿柯尔孜牧场前进，曾与阿尔泰山地区的柯尔克孜女王公之子阿萨姆(As-sam)有过一次颇具学术味道的交谈。他们最终从伊尔凯什坦(Irkechtan)越过俄、中边界。再经过20天的旅行，于1906年9月1日到达了喀什。这是他们计划中于中国从事考古发掘的第一站。

伯希和的路线

由于其他国家的考古探险团已先于伯希和一行在喀什活动过，所以伯氏一行只在那里作了一次人类学调查。此外，他们还从事地理调查和对道路进行测绘。伯希和一行在喀什逗留了6个多星期，因为其最终目标是距喀什东北约一月行程的库车绿洲。他们到达喀什时才获悉，德国人刚在库车作过发掘，俄国人贝勒佐夫斯基(Berezovskii)也曾在那里逗留。但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分别从地理学、考古学和语言学的观点上，对该地区作了考察，其考察工作集中在4个点上。有关喀什周围的前伊斯兰教遗址、距喀什北部15公里左右的三仙洞是丝路上喀什的一处名胜。曾任叶尔羌帮办大臣和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的和宁，于嘉庆九年（1804年）所纂《回疆通志》卷7记载说：“回城北三十里上下……有清泉，甚甘洌，迤北陡壁之半崖，有石洞三，洞中置石仙像”，这就是著名的三仙洞。在伯希和之前，英国的斯坦因、日本的橘瑞超、德国的勒柯克都曾对这里作过考察。但不知为什么，伯希和始终称此地为“三山洞”，可能是由于误听而造成的。伯希和于1906年10月10日从喀什发出的一封信中，介绍了他的这次考察结果。三仙洞位于从喀什到七河的大道上，也就是在喀什城北15公里左右的那林河(Naryn)流经的地面上，于黄土高坡上开凿了三眼洞。富有探险精神的伯希和率瓦杨与努埃特共同用滑车攀上了三仙洞。他们发现洞内的烧陶（灰墁）层是在原层被剥落之后，重新贴上去的。这应该是1815年的重修层，装饰和绘画风格都是汉地式的。洞中原来收藏的箭矢和木简，均被俄国彼德罗夫斯基的卫队长带走了。洞中写满了游人题记，其中有汉人、蒙古人、满族人和突厥人等。这大体上反映了当地民族的构成。赴三仙洞参观考察的所有人具有各种不同信仰，除了汉、满两族人员之外，其余几乎全是兵勇。信佛者在这里有他们的“佛祖”，伊斯兰教徒则以摧毁佛教供像来实现自己的虔诚善业。木简证明这些洞子是于嘉庆二十一年九月（1816年10至11月），由清朝将军下令修葺的。最古老的游人题记是1788年的。所以，三仙洞的装饰大部分都是乾隆皇帝于18世纪平定新疆之后完成的。因为涂层上写有比绘画更古老的题记。

在三仙洞以东约两公里左右的地方，于察克玛克河南岸，便是图古曼(Tegurman)遗址。伯希和将该遗址考证为“水磨房”。彼特罗夫斯基未曾提到过该地区。1905年的德国探险团和1906年的斯坦因却都曾指出过它。斯坦因将该地名记作Tigharman，后又改作Khakan-ning-shahri，意为“大汗城”。但他却未考证清楚这个“大汗城”即水磨房。在伯希和探险中使用的地图上，却作Khaniya，意为“汗城”。伯希和认为该遗址群系由佛教时代（似乎是由窣堵坡和南墙保护的四边形建筑）和伊斯兰时代（西部的“炮台”以及介于炮台和四边形建筑之间那座尚未被考证清楚的建筑）。伯希和亲自率领10名民工，对水磨房进行了发掘，获得了一批陶片和一个铜铃。

在从穆斯林的喀什到英吉沙尔古汉城之间大道的左侧，便是“旧城”或“古城”(Eski-chahr)遗址。斯坦因对它仅仅是一笔带过而已，伯希和认为应将它断代为穆斯林时代，但却显得相当古老。伯希和未对它作详细描述，只拍摄了一批照片，并绘制了平面测量图。对于喀什东北的汗诺依(,Khan-üi），也就是“汗宫”的著名遗址，伯希和作了重点发掘，特别是对其中“鸽子窝”(Kaptar-Khana)、萨喀尔墙(Saqal Tam)和哈萨墙(Hasa Tam)、“九间房”(Toqqouz-Hodjrah)等重点考古点，都作了发掘和考察，并且均有不同程度的收获。尤其是他还发现了一处尚未有人考证过的佛教遗址，发现了佛像残片及几枚钱币。

对于喀什绿洲的前伊斯兰文明古迹，伯希和主要是对3个古遗址作了考察发掘。第1个发掘点是“库尔干窣堵坡”(Kourghan Tim)，伯希和又称之为“库尔干墙”或“库尔干炮台”。斯坦因曾对该遗址作过考察并作了不太详细的记述。第2个考古发掘点是红山（克孜勒－戴卜，Qyzy1-Debe），位于克孜勒苏河的故河道左岸，距克孜勒苏与土门河(Tümen)的交汇处只有3公里远。第3个是“小山”(Kichik-Debe)，位于红山以西。

对于喀什地区的佛教遗址，伯希和考察了炮台山(Mori Tim)、沙山(Topa Tim)、墩库勒(Tong Kül)和阿克噶什等处。伯氏特别对炮台山作了两天发掘，在帕依纳普村发现了一个所谓的阿布达尔人(Abdal)的小聚落。

伯希和在喀什地区搜集到的某些佛教文物价值有限，虽然它们都是绝无仅有的。如在炮台山发掘到一只巨耳造像。此外还有某些非泥塑而是石膏烧陶物残片。所有这些文物均收藏于吉美博物馆。

三、伯希和探险团在图木舒克的惊世大发现

经过在喀什地区一个多月的勘察之后，伯希和考古探险团于1906年10月26日离开了该绿洲西部的玉代克利克（野鸭地），在那里搜集到了几种罕见的玉器残片之后，于该月28日到达了玛喇尔巴什（Maral-Bachi，今之巴楚）。他们于29日到达图木舒克并在该地区一直停留到同年12月15日，在那里发现了库车绿洲西缘惟一的一处佛教大遗址群，因为在图木舒克村不远处，有一片完全被湮没的遗址。斯文赫定认为它是伊斯兰时代的遗址。伯希和在该遗址中仔细地搜寻任何一种可为古建筑断代的标识。当他用马鞭梢无意识地扒拉地面时，便发现了一个属于希腊佛教风格的陶俑。这种半希腊半印度的佛教艺术，主要诞生于印度河上游。它通过西域“胡人”的媒介作用，缓慢的从印度河、阿姆河与帕米尔传入中国中原，乃至远东的日本。新疆是这种传播中的一大站。图木舒克有一座早于公元1000年的佛教僧伽蓝遗址。这是在伯氏之前没有任何人发现和指出过的事实。该遗址事实上应被称为托古孜－萨莱或托乎孜－萨拉依（Toqqouz-，意为“九间房”或“九僧房”）。伯希和立即组织民工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