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藏伯希和敦煌遗画-九世纪唐代绢画－行脚僧图

当然，伯希和西域探险团留下了可以说是不计其数的档案，绝大部分尚有待于整理刊布。伯希和的大弟子韩百诗（Louis Hambis,1906-1978年）在世时，曾雄心勃勃地制订规划，共出版27卷伯希和西域探险团档案。但在实际运作中，这项浩大工程进展缓慢，近40年间，才出版寥寥数卷。自韩百诗于1978年逝世，尼古拉·旺迪埃－尼古拉（Nicole Vandier-Nicolas,1908-1987年）夫人于1987年逝世，热拉－贝扎尔(Robert Jera-Bezard)先生于1994年退休，法兰西学院中亚和高地亚洲研究中心于1994年同时被解散，这套档案的出版工作前途渺茫、吉凶难卜，甚至中途夭折的可能性极大。再有一个世纪，能否全部刊布，尚需要我们拭目以待。按照韩百诗当时的规划，伯希和西域探险团的27卷档案目录如下：(1)《图木舒克》（图版卷），1961年版。(2)《图木舒克》（文字卷），1964年版。(3)《库车建筑寺院，都勒都尔－阿乎尔和苏巴什》（图版卷），1967年版。(4)《库车建筑寺院，都勒都尔－阿乎尔和苏巴什》（文字卷），1982年版。(5)《库车，石窟寺》（图版卷），尚未出版。(6)《库车，石窟寺》（文字卷），尚未出版。(7)《库车，素描画与速写画》，尚未出版。(8)《库车地区诸遗址，龟兹文题记》，1987年版。(9)《库车，壁画》，尚未出版。(10)《从库车到敦煌之间的诸小遗址》，尚未出版。(11)《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6册，1980-1992年版。(12)《敦煌的幡画，风格与图像研究》，尚未出版。(13)《敦煌的织物》，1970年版。(14)《敦煌的幡画》（文字卷），1974年版。(15)《敦煌的幡画》（图版卷），1976年版。(16)《敦煌的幡画，题记研究》，尚未出版。(17)《敦煌的幡画，图像研究》，尚未出版。(18)《敦煌的幡画，风格研究》，尚未出版。(19)《敦煌的版画与白画》，尚未出版。(20)《敦煌的雕塑》，尚未出版。(21-23)《敦煌的壁画》（文字卷），尚未出版。(24-26)《敦的壁画》（图版卷），尚未出版。(27)《敦煌的织物》（图版卷），尚未出版。

伯希和本人写过一批敦煌学论文。他一生中始终注重于其著作中征引敦煌文书。但他生前来出版过一部专著。自从他1945年逝世，到2000年的50多年间，其弟子和其他学者们，共出版其遗作10卷，目次如下：

1.《蒙古秘史》，根据汉语对音本而复原的蒙文本，1949年版。

2.《圣武亲征录》译注本，与韩百诗联袂署名，这是对元代佚名著作《圣武亲征录》的法文译注本，第1卷，1951年版。

3.《真腊风土记》译注本，1951年版，这是对元人周达观《真腊风土记》的译注本。

4.《金帐汗国史札记》，这是对前苏联格列科夫和雅库鲍夫斯基出版的《金帐汗国史》一书所作的补充、纠误与评论，1953年版。

5.《中国印刷术的起源》，1953年版。

6.《卡尔梅克史评注》，2卷本，1960年版。

7.《马可波罗游记注释》，3卷本，分别于1959、1963和1973年出版。

8.《中亚和远东的基督教研究》，2卷本，1973和1986年版。

9.《西安府景教碑》，1996年版。

10.《吐鲁番的道路》，2000年版。

除了伯希和本人之外，法国学者无论是在敦煌学研究方面，还是在西域史研究领域，都有不同凡响的建树，在欧美国家中，始终居领先地位。

九、介绍伯希和西域探险的意义

伯希和西域探险，劫掠回去一大批中国文化瑰宝，可谓价值连城。学术界深谙这批文物文献的价值。但法国政界显要和大腕们，或者是商界的大亨们，却对于这一大堆中世纪的“废纸”、“泥胎”、顽石、朽木、古画和“破铜烂铁”的价值，根本就一窍不通。他们认为法国政府花费重金，派遣伯希和探险团赴西域，却千里迢迢地运回一大批古旧破烂，完全是得不偿失。故而对伯希和颇有微词，甚至还有人公开责难攻击他。伯希和有口难辩，甚至连整理发表它们的经费，也难以落实。另外，伯希和作为一代文化“枭雄”，对于世界和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劫经”和“盗宝”这类事，了如指掌。他清楚地知道，盗窃他国的文物是不道德的行为。在他尚健在时，世界各地具有正义感的学者，特别是中国的爱国知识分子们，已对他发动了猛烈的抨击，他惟恐身后会遭到千夫所指，难免留下千古骂名，至少是绝不会因这次探险而使他“名垂青史”。凭心而论，伯希和一生中的汉学著作，很少有攻击中国及其文化的内容，其论述考证尚称得起公正客观。我们甚至完全可能说，他终生为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所倾倒，高度敬仰，并为这一学科奉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我们清楚地知道，当时在法国从事汉学研究，绝不会是一项名利双收的事业。伯氏以其才能，从事其他工作，可能会获得更大的成功。他对于自己的西域探险，保持了某种“低姿态”，绝不像大英帝国的斯坦因那样大肆宣扬。伯氏后来将其主要精力都投入到对西蒙古史和马可波罗的研究上了（详见上文其遗作目录），并未全神贯注地投入对敦煌西域文物文献的研究中。显然，他最有资格这样作，也肯定会作出巨大成绩来。他对于敦煌文书的运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刊布他珍视的中国史籍、已佚或稀见的汉文文献；2.研究印—欧语系、阿尔泰语系或藏缅语系中的某些古文字（回鹘、突厥、于阗、粟特、吐火罗、梵文、藏文、西夏文等语言文字）的文书；3.中国、印度—斯基泰、希腊—佛教艺术史研究。伯希和主要是将敦煌文书用于补史和证史了，几乎在其所有著作中，都有征引敦煌文书的地方（其实，这才是敦煌文书的真正价值之所在）。有的法国学家（如苏远鸣先生）甚至说，从20世纪20年代之后，伯希和似乎忘记了其西域探险，完全潜心于对马可波罗游记的注释了。聪明过人和学识超人的伯希和，为什么会放弃本来会取得更多成果的文献而去另辟蹊径呢？这其中的奥妙，只好留给后人去猜测了。

伯希和，1921年巴黎

无论如何，我们对于伯希和也必须采取一分为二的辩证态度。对于他劫掠和盗窃我国文物文献的行为，我们永远要严厉谴责；对于他及其弟子同事们的研究成果，我们也照样介绍和吸取。经过近一个世纪之后，正是他们的探险活动，才在西方发展起了一门敦煌西域学，它于当代又成了沟通中外学术交流的一座桥梁。中国和外国学者，都为敦煌学的诞生和发展作出过贡献。这正如我国敦煌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季羡林教授所倡导的那样：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全世界。

原文刊载于《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