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巴什佛寺

伯希和留下了分别写于1907年4月17日至6月4日和6月6日至18日的一部都勒都尔－阿乎尔和苏巴什的考古笔记，详细记载了他们每天的发掘工作和所获得的文物。他们在都勒都尔－阿乎尔每天雇佣25名民工，在苏巴什最多时每天动用67名民工（6月12日，星期三），对所有遗址都作了大规模的系统发掘。他们在都勒都尔－阿乎尔主要是对佛教精舍、寺院与山口、中央大院、阿兰若、僧伽蓝的侧院、中心窣堵波、甬道等进行发掘。伯希和根据文书和钱币，而将都勒都尔－阿乎尔遗址断代为初建于公元4世纪，活跃于8世纪，停废于11世纪。在苏巴什的“壁画屋”，伯希和对于壁画各部分的人物姿态、服饰、发型、首饰、头冠、飘带、乐器、金刚与钵、装饰图案、建筑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研究。

涅槃佛头部 克孜尔尕哈石窟 现藏法国巴黎集美博物馆

伯希和从都勒都尔－阿乎尔和苏巴什带回法国的物品，现均收藏于吉美博物馆。其中主要有都勒都尔－阿乎尔的壁画、粘土和陶土塑像残片、木制品、建筑用木材、活动木制装饰品、金属品、玻璃品、印鉴、陶器和杂物。属于苏巴什的则有木制品、金属和各种原料制品、陶器和骨灰盒等。

五、伯希和一行赴乌鲁木齐考察并广交谪居的中国文化名流

伯希和在考察天山道路后，于8月24日返回库车。他们在库车的考古发掘已宣告结束。1907年9月3日，他们一行携带自己发掘和搜集到的文物，离开库车，前往新疆的行政和文化中心乌鲁木齐。他们经过轮台(Bour-gour)和库尔勒(Kourla)绿洲，一直到达焉耆（Qarachar，喀喇沙尔）。他们3人从那里开始分道而行，努埃特率领满载文物的车队直达乌鲁木齐。伯希和再返回库尔勒，沿一条山间小道直至喀喇苏（Kara-sou，黑水，今阿拉沟），然后再沿河谷而上，一直到达托克逊(Tuksoun)。他在河谷中考察了多处佛教遗址，特别是在和硕－布拉克，它们均由格伦维德尔探险团考察过。伯希和10月间到达乌鲁木齐。瓦杨则于9月14日至24日之间，始终逗留在焉耆（喀喇沙尔），于博湖附近搜集各种动植物标本，如鹅、鸭、猛禽和游鱼，甚至还有野猪。他还完成了多次天文观察，特别是在一夜间对3次掩星之始的观察。瓦杨还根据伯希和命令，也从焉耆前往托克逊和吐鲁番，以查看在德国人发掘过的遗址上是否还会有所收获。他于10月6日离开吐鲁番，于9日在俄国驻乌鲁木齐的领事馆中与其同伴们相会合了。

伯希和一行于1907年10月9日至12月24日逗留在乌鲁木齐。这本来是为了等待将他们的俄国钱币兑换成中国钱币。由于藩台鼎力相助，他们才万事如意，一帆风顺。伯希和不仅与新疆的藩台、抚台与绥台保持着友好往来，而且还特别与当时新疆最著名的中国文人交往甚笃，这些文人大多数是遭清政府流放而谪居新疆的。

伯希和（后排右二）与中国的流放官员在乌鲁木齐

在居住于乌鲁木齐市的中原人中，被发配流放的谪居旧官吏特别引人注目。除了那些因触犯普通法而被判刑的流犯外，清朝政府还向乌鲁木齐地区发配了不少因犯罪过失而被判刑的达官显贵。这些具有很高文化修养的人，非常关心该地区的发展，并且积极地向外介绍新疆。他们对开发新疆做出了贡献，就如同俄国的政治流放犯曾对开发西伯利亚作出过贡献一样。先后谪戍新疆的人中，有曾撰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并出任《四库全书》总纂官的纪昀，史学家、舆地学家和诗人洪亮吉，手捧罗盘和毛笔而游遍新疆并撰有《西域水道记》等多种传世名著的徐松，鸦片战争中的钦差和在新疆大兴水利工程的林则徐，因戊戌变法而受牵连的户部侍郎张荫桓等。伯希和在乌鲁本齐市期间，曾研究过这些人的功过。通过与这些谪居文化名人的交往和其他调查，更进一步丰富了伯希和的汉学，特别是西域学的文化知识，从而为确保他的这次西域考古探险之成功，莫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当时，有关在敦煌千佛洞发现中世纪写本和绘画的风言，已经流传开了。有少量文物被王道士作为礼物而送给了当地官吏，从而流传到了社会上。特别是已有几个外国探险团先后光顾那里。伯希和探险团在离开巴黎时，就已经通过普热瓦尔斯基、克雷特纳和博安的著作，知道了在敦煌东南20公里处，有一大片被称为“沙州千佛洞”的佛教石窟群，洞内壁画尚未遭破坏。所以，伯希和便下决心要研究它们。伯希和在乌鲁木齐时，又从那些谪戍文化名人口中获知，1900年在敦煌千佛洞发现了大批中世纪的写本、绘画与文物，苏元春简单地向他作了介绍。载澜则送给他一卷出自敦煌千佛洞的《金刚经》写本，由于卷末写有“大唐贞元二年弟子法明沐浴焚香敬书”的题跋，所以伯希和一眼就看出它至少应被断代为公元8世纪。当时正在乌鲁木齐的伊犁将军长庚，也曾以敦煌卷子相赠伯希和。载澜实际上是作为对努埃特向他传授摄影知识的回报，才以此礼相赠。伯希和还通过各种渠道获悉了这次大发现的过程。王道士在清理千佛洞中的一个大洞时，偶然间打开了一个耳室，惊讶地发现其中堆满了写本、绘画和其他文物，虽然斯坦因已经抢劫走了一大批，但伯希和仍满怀希望地会在那里有重大发现。与其他外国西域探险家相比，伯希和的汉学水平最高，对情况也更为熟悉。他看到这些中世纪的文物和听到这些消息后，再也坐不住了，匆匆忙忙地奔赴敦煌。

伯希和与努埃特于1907年12月中旬从乌鲁木齐出发，经吐鲁番、哈密和大海道而奔赴敦煌。于1908年2月24日到达敦煌。他们自从1月28日离开哈密后，直到2月12日到达沙州绿洲，才首次见到了耕田。沙州绿洲是从石槽子开始的。

六、伯希和千佛洞劫经及其对敦煌地区的考察

沙州绿洲的面积只有25平方公里，人口3万（沙州城内3000至4000人），分散在85个村庄。伯希和首先对这片绿洲作了测绘。瓦杨于1908年2月25日至3月20日，在千佛洞从事天文观察，然后又依次对嘎顺、石板、青冬峡与南台作了测绘。

伯希和一行于1908年2月12日到达沙州绿洲，于2月14日到达敦煌县城。努埃特利用这几天的时间，对千佛洞的182个石窟（有的带有几个耳室）作了编号，克服重重困难，拍摄了数百幅洞内壁画的照片，这就是后来于1920至1926年分6卷出版的《敦煌图录》。瓦杨则绘制了一幅石窟平面草图。2月24日，伯希和首次考察千佛洞，然后又返回敦煌县城，以借用那里收藏的雕版而印制两套1831年出版的《敦煌县志》。他首先从中寻找徐松于1823年在《西域水道记》中转录、沙畹曾提及却又未曾刊布过的一批碑文，伯希和终于找到了这些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