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两汉开拓西域的标志性人物，西汉的张骞与东汉的班超都在特定时期发挥了特定的作用。相比之下，前者出使西域的壮大排场与北伐匈奴的大规模战争，班超的西域行动更像是精锐小分队的冒险和袭击。

这完全是因为二人所处时代的不同，还有河西走廊的格局都发生了变化。这一系列差异也预示了后来的历史发展。

汉初的刘邦 可能只是一个权威性极强的关中大军阀

西汉王朝的建立者刘邦，以关中为政治和军事中心，再东出天下去建立汉朝。在这一过程中，刘邦借助其他的地方势力和项羽分封的诸侯取得最终胜利。所以，他的王朝其实建立在部分承认分封基础之上。娄敬等人说服刘邦最后定都关中，也有从军事地理角度压制关东地区的考虑。

但在客观上，西汉的统治中心也过于靠近对外的前沿地区。汉文帝时的火烧回中宫，就是匈奴人能轻易威胁到统治中枢的证明。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朝逐步加强集权。通过白马之盟终结异姓诸侯的诞生，又通过平定七国之乱削弱地方势力，再通过推恩令削弱同姓诸侯国的力量。同时将关东大家族迁入关中，作为削弱地方组织能力的手段。

西汉在武帝手中扩张了近一倍的领域

因而，汉武帝才有实力组织起对匈奴的大规模征伐。张骞的出使也只是大战略的一部分而已。与之配套的远征大宛、北伐匈奴、还有修建烽燧驿站与西域驻军，本身就是以集中大量人力物力为前提的。连年的征战，又促使刘彻推行盐铁专卖等政策，则导致了海内人口大减，小民破落而豪族兴起。

但东汉却并非如此。刘秀依托关东豪族才建立的政权，那些人本身就是对集权的制约性力量。他们又通过察举制控制了东汉的选官途径，所以政府难以像西汉那样彻底集权，进而支持规模比较大的征战活动。

东汉的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的重合，相比于政治重心靠近西北边疆的西汉而言，更容易对外采取相对内向的策略。所以一旦在西域的经营和征战受到挫折，放弃西域乃至放弃凉州的声音就甚嚣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