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地看，历史地看，马云金融演讲对中国经济格局的影响，堪比2004年的“郎顾之争”，甚至其深刻性更过之。而“郎顾之争”及其所引发的风暴，起点也是一场演讲，是2004年郎咸平的复旦演讲。
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在复旦大学发表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以格林柯尔为案例讲述大型国有企业如何在产权改革过程中资产被私人所侵吞，致使股市中小股民利益受损等问题，并倡导立即停止目前的产权改革，而应建立一套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
格林柯尔的老板顾雏军，是当时突然爆发的资本大佬，对冰箱领域的国有企业进行了非常彪悍的收购。2001年收购科龙电器，2003年收购美菱电器，这是当时中国冰箱行业“四大家族”中的两大巨头。同时还收购了很多非上市企业及生产线。
开始顾雏军对郎咸平极为不屑，积极与之辩驳，并声称付诸法律，形成“郎顾之争”，迅速成为当时的舆论热点。但结果是2005年，顾雏军锒铛入狱，由资本大佬变成阶下囚。
2012年出狱后的顾雏军，四处喊冤，努力争取翻案和平反，这说明他一直够没弄明白自己栽在哪里。在国企改革历史的大背景下，才能看清“郎顾之争”的实质所在，及其对中国经济格局的拐点性影响。
国企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之一，1998年是一个分水岭。在1998年之前重点在经营机制，1998年之后重点则转向产权明晰。
1997年十五大报告，对传统改革的公有制理论做出重大修正，首次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称非公有制经济已经不仅仅是“补充”，而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国有经济的比重减一些，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性质。
“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
97年亚洲金融危机，让国企亏损问题、债务问题雪上加霜，是国企改革加速的另一个动因。
国退民进 产权明晰的结果就是，大量国有企业被私有化，很多是廉价私有化，甚至是暗箱操作，违规操作。这种情况应该一开始就存在，格林柯尔是很有代表性的一家。
郎咸平的演讲，以此后的“郎顾之争”只是把这个问题给充分暴露，并引起当局的重视，引发国企改革出现方向性变化。当局需要采取强力手段给这种肆意的私有化刹车。而顾雏军恰恰身处风头浪尖。
不过，“郎顾之争”所涉及的还仅仅是民企与国企间的资产争夺、产权争夺，说的更直白一些就是民企产权上占国企便宜，那时民企的整体力量还是比较弱小，尚未出现能够影响“国民经济命脉”、“国计民生”的企业。
16年后的今天则不同，尤其是经过了网络经济爆发之后，以阿里、腾讯、百度、京东代表的一批民营的互联网平台迅速崛起。在他们面前，昔日的格林柯尔根本不值一提，与国有企业争资产的事他们根本不屑于去做，因为他们的资产已经远远超越很多国企，甚至央企。他们不再是小角色，而是已经成为对国计民生，甚至对国家经济命脉影响举足轻重的大家伙。
伴随着互联网巨头的崛起，是中国经济在结构上已经充分资本化的客观事实。
中国经济已经资本化的有两个重要表现。
一个是规模巨大的过剩资本的出现。过剩资本产生过剩的投资需求，过剩的投资需求在市场中引发过度购买，导致价格泡沫、价格扭曲。这样，价格将只反映过剩资本的投资需求，而不再反映实际需求，包括真实的消费需求和生产需求。实际需求只能被迫接受被过剩资本所扭曲的价格。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房地产市场。
另一个就是产生可以对中国经济产生系统影响的资本集团，尤其是以阿里为首的互联网平台。
当中国经济已经出现资本化时，当一批由民营资本控制的互联网平台足以影响国家经济命脉，左右国计民生时，在有着儒家传统的社会中国，资本与国家如何和谐相处，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大问题。
马云金融演讲所触动的，挑明的，就是这个问题，这比16年前郎顾之争所挑明的民企对国企的资产侵占更深刻，更根本。
中化集团的董事长宁高宁，不久前参加一个论坛，正好他的发言次序在马云之前，他在开场白说到“在马云之前发言很有压力……国企是弱势群体”。中化是央企巨头，但其董事长居然在马云面前如此谦卑，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互联网资本集团的影响之大。
我在前面的文章已经指出，尽管中国经济已经资本化，但是中国并未资本主义化。中国之所以能够避免重蹈苏联覆辙，坚定决绝资本主义化，根源在于，中国有两大武器，而苏联则只有一个。中国的两大武器是儒家义理和马克思主义，苏联只有马克思主义。
中国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描述很准确。但是需要对“中国特色”重新认识。中国特色实际就是中国本色，中国最大的本色是儒家传统，而儒家的核心就是儒家义理。因此，更真实更准确的表述是，中国是有儒家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或者，中国是儒家义理的社会主义国家。
尽管自新文化运动后，中国在学术上彻底否定了儒家，但是儒家的强大不是你通过学术否定就否定得了的。在实践领域，儒家义理依然是中国社会的精神内核，支撑着实践活动，包括家庭教育、经济活动，尤其是政治实践。
无论是深层的儒家义理，而还是制度上的社会主义，都会坚决抵制中国的资本主义化，而不允许资本集团控制、操纵国家和人民的情况的出现。
因此可以预见，资本与国家和人民之前的冲突就在未来几年成为中国经济格局中的重要问题。可以肯定的是，资本在中国的存在，一定是在“儒家义理 社会主义”的理念框架和制度框架之内。
实际上，儒家义理对资本主义的抵制，比马克思主义更深刻，以更有力量。马克思主义在欧美压根没有立足之地，在苏联也最终彻底失败，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具备与独立资本主义抗衡的能力。这样，中国抵制资本主义的能力，就不是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而是来自中国所固有的儒家义理。
在经济已经资本化的局面下，中国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阻止资本化在社会扩散和深化，阻止中国资本主义化。此时首要的资源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而只能是儒家义理。
儒家义理之所以比马克思主义更深刻，更有力量，原因在于，儒家义理的着眼点是人的内心、心性，而马克思主义的着眼点则是产权制度。
利用儒家义理，可以对资本集团实施不涉及产权制度的约束。
一方面，对资本集团的高层官员者进行儒家教育，提升其义理水平，从而使得其企业决策和行为合乎义理。
另一方面，国家基于儒家义理，为资本集团定立一个行为规范。对拒不服从者，顽固不化者，方可实施产权制度的社会主义硬约束。
事实上，在互联网平台资本集团内部，有些人也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并自觉对让自己的决策和行为合乎儒家义理，何以社会主义原则。突出代表就是京东的刘强东。
2017年，刘强东在访谈中谈到：“咱们中国提出共产主义，过去很多人都觉得共产主义遥不可及，但是通过这两三年我们的技术布局，我突然发现其实共产主义真的在我们这一代就可以实现。因为机器人把你所有的工作做了，已经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人类可以享受，或者可以做点艺术性的、哲学上的东西。国家可以将财富分配给所有人，没有穷人和富人之分”。
他还说，（未来）所有公司全部国有化了，中国只需要一家电商公司，销售公司就可以实现了。没人再为物质去工作，大部分为精神，为感情去奋斗。
这意味着，刘强东已经看到互联网平台对国家经济的巨大影响力，同时，他自愿接受共产主义，接受自己的公司将来被国有化。
刘强东的共产主义言论，与马云的金融演讲恰恰处于两个极端。
事实上，即便是马云，作为共产党员的他，在另外的场合也曾表示，如果国家需要，自己的资产完全可以无偿捐献给国家。
所以，在深层上，马云和刘强东一样，都有赤诚的报国之心，这就是儒家义理。
但是，京东现在已经将包括情怀付诸行动。京东的物流已经努力在利润薄弱的农村地区、边远地区延伸。在武汉疫情发生时，京东宣布自己的仓库优先保障抗疫需求，甚至有些产品无偿捐献。在武汉封城期间，物流公司依然坚守岗位。
我认为，儒家义理是解决资本化问题，抵制资本主义之良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