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关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终身研究员孙机先生的采访实录，再次将商朝青铜鼎“司”“后”之争推向了舆论焦点。

所谓“司”“后”之争，指的是我国目前为止所出土的最大、最重的商朝青铜鼎，于1939年于河南安阳出土，起初命名为“司母戊”鼎，这个名字沿用了几十年，甚至还写入了中小学教科书中。直到今天，在不少80、90后网友的记忆里，这尊国之重器就叫“司母戊大方鼎”。

然而，2011年3月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展览中，沿用了几十年的“司母戊”鼎名称标牌突然换成了“后母戊”。此后，新闻媒体在宣传报道时也改用了“后母戊”称呼。河南安阳甚至专门邀请一众学者举办了“思辨堂”，论辩这尊商朝大鼎究竟姓“司”还是姓“后”。

1946年，抗战刚刚结束不久，安阳县古物保存文员会将青铜鼎从发现者吴玉瑶家中起出公开展览，时任复旦大学教授的张凤根据出土大鼎内刻铭文，主张命名为“司母戊鼎”。这一建议得到了胡适、夏鼐等一众学者的支持，并被中央博物院确定采用。

但就在同一年，《申报》文史专栏记者邵慎之却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司母戊鼎”上近似“司”字的铭文，其实应该是“后”字。只不过，邵慎之的说法并未获得当时大多数学者认可。

到了1959年，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先生，在对青铜大鼎进行鉴赏后，再次重申了“司母戊鼎”的叫法，认为“司”通假“祠”，意思为祭祀母亲戊。此后，“司母戊鼎”就作为官方称谓，被写入了教科书中，直到2011年。

但即便以孙机为代表的国博专家学者主张国宝更名为“后母戊”之后，仍然有不少学者依然坚持“司母戊”的叫法，比如甲骨文领域另一位重量级人物曹定云就发表了《“司母戊”鼎不可更名为“后母戊”鼎》，公开提出反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