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师海“经元”牌匾
番银
清代京杭运河（局部）
旧时福建的地理位置，处于“海澨东南隅，天高雁不来”的尴尬。1963年《泉州文史资料》第8期收录《清科举时期士子晋京赴试旅途记事》一文，为清代泉州人陈师海遗稿，记录了他赴京会试的沿途开销。自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至清咸丰三年（1853年）间，他数次赶考均铩羽而归。功名路上，山高水长，行船走马，真是甘苦自知。
有趣的是，对于这篇文献，学界至今利用不多，倒是有篇“穿越”网文大段摘抄原文，“四爷”“福晋”策马奔腾，沿着陈师海指引的路线，“红尘做伴活得潇潇洒洒”。陈师海斯文，可宝也！
文本中的闽南腔
原稿自署“由泉晋京沿途事宜”，全文不到5000字。虽是家藏本，但从“每位老爷赏厨子一二百文”等语气来看，陈师海本意是想公诸世人的，之所以湮没无闻，可能是其流水账似的记述方式，远非纪事文本那般引人入胜。偶有感怀思逸，不过是提醒、警示。汤岭起步，他就郑重告诫：“凡沿途多有花柳路及一切宵小作弄，须有把柄（把持）勿感，至要至要。”
文中多处提及“列智庙”，“德州列智庙前后，有弹唱女乐，每来二三人”“列智庙住。大地方，熟鸽价实，可买食”“列智庙前十里为德州，大地方，清水笠甚佳”。描述相对较细，想必陈师海对此地印象颇深。可翻看德州志、乡土志等文献，始终找不到这个“列智庙”。事实是，他把地名写错了。查山东《德州文史》李孟才文章，可知实为“留智庙村”，“在旧德州城西北十八华里处”，今属河北景县。所谓“清水笠甚佳”，应指“德州凉帽”。
或因记事仓促，抑或古今异变，以致几处文义不明。南归时，“入笼出笼，船户以手本叩安，赏钱一二百文，笼内严子陵钓台”“雇芦鸟船一条，自徽州载至清湖（今属浙江江山）价钱一千二百文”，不免给人空间错乱感。联系上下文，“徽州”当为“衢州”的误书，“笼”字均应正字为“泷”。严陵滩即七里滩，起于桐庐七里泷，止于建德乌石滩。
当然，勘误应当审慎，不至于“以不误为误”。述及王家营（今属江苏淮安）置办前程所需，提到一句“柳篮每尻九十文。等子每枝六十文”。“等子”亦“戥子”，小型杆秤也。“柳篮”用“屁股”来搭配，“奇葩”得令人疑心有误。然查《闽南方言大词典》，发现“尻”与“奇”泉州话俱可念“kha”，发音相同，为闽南方言特有。“奇”念“kha”时有两层意思，一指量词，如“一奇箸（筷子）”。另向泉州朋友求证，他说现在指“奇数”时，读“ki”的较多，读“kha”的也有。
如此一声之转、因声求义，则“尻”为“奇”的通假。他顺笔带出一句泉州口音，添了一则“娵隅蛮语”的趣谈。
“大钱”与“京票”
平心而论，陈师海所记见闻，甚至不如闽县人吴玉麟的诗注来得翔实。比如王家营北上，“凡车路中每天二餐，每餐两荤两素四样菜，或三荤三素六样菜，中一碗汤，三样饭。先吃饼，再吃黍，三吃大米饭”。吴玉麟《公车杂咏一百首》点明“菜必四盘”：“炒蛋、粉条、豆芽、白菜。”诗曰：“打饘宿站自朝朝，炒蛋无油薄饼焦。大米饭兼小米粥，粉条豆菜拌花椒。”
林伯桐《公车见闻录》堪称“赶考指南”，写得更为“磨叽”：“绿豆粉丝以解煤毒也，豆腐与芽菜则以习水土。”陈师海只提“车路中惟鸡蛋价低”“雄县住，鲫鱼甚美”，林伯桐则打开话匣：“大河以北最多鸡子，沿路买食，镇心润喉。”“雄县多鱼，鲫鱼之大可比于鳙。车入店中，连盘而进。”
陈师海胜在以具体而微的记账方式，将沿途物价、食宿、雇工雇船等开支细目，包括在苏州购买曹素功殿试墨、京师内城租厝，无不悉尽囊括。比起惜字吝墨的正史，这些“闲言废语”读起来，其实更有“代入感”。具体而言，想要知道赶考一趟究竟要花多少银子，从中或能找到答案。
清代通用货币为银、钱两种，以银换算制钱（铜钱），涉及银的名目种类繁多、成色不同、各地秤砝不统一等问题。清末波动较大时，商人还会照铜价折算。路上，陈师海不时要做“换银价依时”“银价公道”的说明。
“跟丁叩贺元旦，赏银约一中元左右”，用的是洋钱（番银），“银一中”的“中”表示半元。依据《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可知咸丰元年（1851年），银一两合制钱2000文；咸丰三年，会稽（在今浙江绍兴）市价是番洋一枚合制钱1900文。权且以此作为换算基数。
请注意，陈师海一路讲的都指“制钱”，在北京才出现“大钱”“京票”“京钱”等字眼。仅就他当时所遇而言，雇车离京时，配置中“车帏大钱五百文”，对照王家营雇车，来时是“车帏银五钱”，可以推断出银一两兑大钱1000文的时价。银的基本单位是“两”，再往下是“钱”和“分”，一两为十钱。
以“轿车每辆价京钱三十吊左右，实大钱十五千文左右”来检验，同一路程，在京所雇车价是15两左右，与王家营“一车共二十两左右”不至于相差太大。“京钱一吊”相当于“大钱500文”合银五钱。又姑以当时官方规定“银一两兑宝钞（票钱）二千文”为准，一吊即一千文，“京票一吊”合银五钱。
陈师海的科考之路，止步于咸丰三年春，时值太平天国军兴，市面上人心惶惶。实际情形依黄辅辰癸丑日记所述，三月初九预定“每车价一百三十千（制钱），在寻常不过三十千（15两）”，十四日出京“每车价大钱六十五千”，似能印证本文采用的银钱比价较为允当，又说明陈师海是按正常时期来记录的。
给赶考算笔账
对于陈师海的花费总数，只能做个大致判断，毕竟变数太多，比如从顺河集（在今江苏宿迁）到德州，有走山、走湖、走小河南三种走法；菜金多寡，取决于馔之盛否、几人就餐。
本着“避繁就简”原则，这里一取常规，二取捷径，三取个人最低消费来算，随行的跟丁、雇工日常开销不计。为“敬惜字纸”，仅选他京城活动加以说明，其余可依次类推。
考具等考前准备，如买卷摺（考卷）等物件，“入内城租厝，每间京钱十余吊为度”，以银六七两计。其中租房占了大头，陈师海说“须近贡院为妙”。参考黄培芳《北行日记》，他于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二月抵京，提到一处理想寓所：“内城举场（考场）东门鲤鱼胡同尾宝家房（蓝旗），二间价八千。”此“二间”非二间房，而是按“两柱一檩一间”来算，再按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银钱比价，合银6两多。
交际应酬占一笔。他只说，“拜老师贽见随力量”，太老师（老师之师）“贽见系老师代送”；会同年如例，大钱四五千文亦可；还有“门敬”一类陋规，如“谒太老师每门包纹银三钱”。问题在于，购殿试笔、拜座师、会同年、刻齿录，是会试中式后才有的事。李慈铭中进士，光是向各座师致贽礼，照例花了50余两。陈师海从未考中进士，前述显系对“荣归者”而言，故以上“潜规则”不计，只取“捐大馆喜庆纹银一两”等义赠，合银3两。
返乡预备，雇车（至王家营）加上车帏、装车钱等杂项合银16两。入会馆是夜馆丁供给，“每位老爷赏他京票一吊”，至出京时别忘再赏“京票一吊”，服务小费1两多。在京约计用银30两。
115两银子打底
按照水陆载具不同，北上路程可分“泉州至宁波”“宁波至杭州”“杭州至清江浦”“王家营至北京”四大段。陈师海记账不记时日，为研读添了几许难度。
郁永河《採硫日记》云：“二十四日午刻，出南门至大桥。”“二十九日，渡洛阳桥至泉郡。”则福泉两地约走5天；陈师海说：“福省出北门，自板桥至宁波大桥共十七站。”参见回程，清湖至浦城是“四站”“四天”，则一站以一天路程相隔，暂记17天。
《乾隆实录》云：“陈杰驻扎宁波，距杭州不过三四日路程。”黄钺《泛桨录》也说，自杭州至宁波将近400里，连夜行船，三天半到。另据周棨《闽行日记》，初七从杭州出发，二十九日“抵闽省泊舟南台”，亦见以17天来估算榕甬之行大体不差。
参照周星誉《入都日记》，他于咸丰六年（1856年）正月十五从杭州坐船出发，二月初二“未刻抵清江浦，泊张家码头”，途中稍有停留；清江浦渡黄河至王家营当天即达；王家营至北京，为二月初五出发、二十三日抵达。
顺利的话，陈师海走两个月可抵京城，与嘉庆十三年（1808年）林则徐第二次赶考“十月底离闽，十二月底抵京”大抵吻合，北上（计55两）加上在京（包括南下准备）开销为85两。
自福鼎分水关出闽，逾仙霞岭入浦城，南归走法有所不同，陈师海又是一笔接一笔，算到福州洪山桥，账面上30两出头，总之“比来时省些”。来回需有115两打底，“寒门”的确难出“贵子”。
对比湖南人赶考，道光十七年（1837年）十二月，曾国藩谋划再度入都会试，“称贷于族戚家，携钱三十二缗（吊）以行，抵都中，余三缗耳”，路费以时价折算18两多，得益于行程相对便捷。雍正大兴“文字狱”时，副都统海兰密捕曾静，于十月十一日奉命驰驿出京，二十七日傍晚就到长沙府巡抚衙门。
福建试子可能得到同乡会馆、商帮一些赆仪，依制可获官方15两盘费资助，而据《福建省例》记载，嘉庆朝时已可预领18两。倘若领取，却未能到京入场，这笔盘缠是要被追回的。也在1853年，闽县王景贤等6人赴咸丰癸丑科会试，“行至浙江嘉兴县，路梗莫能前进”，因有去当地衙门备案，“给护照回籍”证明，原领盘缠才免予追缴。
嘉庆年间有位福建举人赖丹魁，人都走到山东馆陶，结果病倒，又没按规矩走流程，落个“未准核销”。民间常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进士难考，光是赶考的路就已难走。但就笼络士子的效果而言，清廷“使小钱，办大事”，有一套。
陈师海其人
已故“泉州通”陈泗东在一篇文章中说，1946年秋暨南大学复员上海，行前“父亲（陈砥修）郑重其事地从书箱中拿出一本我曾祖父手书的旧笔记《晋京沿途事宜》和一双镶银的象牙筷子给我”。他对曾祖着墨几无，我们只知其先代“由金门迁居郡城平水庙”。
《泉州文史资料》“编者按”说陈师海（1818年—1874年）原名张绳，字子撝，号竹庄，“道光丙午科（1846年）福建乡试中式经元”。家藏“经元”牌匾具体显示是“第四名”。又说，“同治七年（1868年）任侯官县学教谕兼理鳌峰书院，后调龙溪县学教谕，卒于任”。
任教谕一事，民国版《闽侯县志》无载。清光绪版《漳州府志》说陈师海“晋江举人，（同治）十年（1871年）任”，后任林鹏年于光绪元年（1875年）接掌，跟“编者按”所记卒年也对得上。
《清代缙绅录集成》有录，说陈师海是泉州举人，侯官教谕“（同治）七年十二月选”，龙溪教谕“（同治）十年五月调”。两地均为“冲繁疲难”最要县，说明他才具干练，惜天不假年。上述仅为补证，我们对他仍是知之不多。
陈泗东年轻时倾心革命，“书丢在家中，牙筷我带去上海”，结果“以防中毒”的牙筷被特务“弄丢”，书倒是在17年后被印了出来，从中浮现一个试子的身影，他既踌躇满志，凡事又不得不精打细算，在风尘扑簌中向北远逝……
来源：福建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