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桢认为杨宇霆“在东北当时的要人中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并说杨“对东北政治与日本问题的分析是很透彻的”。

王家桢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张学良“对王格外信任”，张学良当政时，有关政治方面的问題主要由王负责处理。王和杨的关系远不如张学良与王之间的关系密切。王家桢的这个看法无疑是比较客观的，所以，杨宇霆“勾结日本人”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常荫槐，字瀚襄，1889年生，吉林省梨树县人。奉天法政专门学校毕业，一直在黑龙江省任事，后为许兰洲之参谋长。常素鄙“尸位素餐”之辈，办事雷厉风行，果断明快，干练多才，敢做敢当。

第一次直奉之战，奉军败退山海关，常奉派代表许兰洲向总部办理事务，为杨宇霆所赏识。1925年常荫槐任京奉（京沈）铁路局局长时，新建打通铁路（从大虎山到通辽）就是由常负责，迅速修筑成功的。

日本对中国打（虎山）通（辽）线铁路“最为重视”，认为它侵害了日本与中国签订的条约“所规定的权利”，曾屡次提出严重抗议。常不但不怕威胁恫吓，迅速建成打通铁路，而且确实是实际执行“包围满铁计划”的杰出人物。

所以，日本人对他恨之入骨，甚至千方百计想加害于他。

1927年，张作霖任北京政府大元帅，潘复组阁任总理。当时日本曾迫张作霖签订新五路条约，并扬言此约不签，张作霖及奉军休想出关，甚至不能过天津。

时常荫槐任交通部长，首当其冲，不主张签字，有意“采取了回避政策”。当日本人得知常在天津而去天津时，他又突然到北京，当日人到北京找他时，他又悄悄地溜到天津。”

另据日方资料记载，在拟定中日合办天（宝山）图（们）轻便铁路改成宽轨并延长至敦化的合同时，日方曾担心仅有张作霖以个人身份签字怕将来在手续上或有不完备之处，故要求一定要由代理交通总长签字。

张作霖对此虽表示应允，但常得知这一“应允”时，立即表示：

“宁可丟官也不能服从大帅命令，……宁可牺牲代理部长职位也不能答应什么条件”。

当时总理潘复虽奉签字之命，但部门印章和总长的印章均在常荫槐手中保管。因常反对签字，潘复曾主张用他自己的印章，但日本人执意要求用部门印章和总长印章，希望他能好好劝劝常荫槐。

潘复认为让常答应是非常困难的，但因有大帅命令，后又经种种劝说后，常荫槐才勉强说：吉敦延长线及其它一线可以签字。其它三线决不能签字。

张作霖被炸身死后，张学良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后，日本要求承认和履行张作霖签署的所谓合同。常荫槐对日本代表说保安会并未承认新合同，仍表示坚决不接受屈辱的协定。因此日本对常荫槐更加忌恨，并破口骂常“很不讲理”。

京沈铁路原来相当混乱，特别是军人乘车，“妈拉巴子是车票，后脑勺是护照”，无人敢过问。自常荫槐任铁路局长后，经他大刀阔斧地加以整顿，路局面貌迅速改观，京沈线一跃成为中国的模范路局之一。

常荫槐任黑龙江省长期间，励精图治，颇有作为。事实表明，常荫槐不但有才干而且也是爱国的，特别是在维护路权问题上，更是功不可没，令人钦佩，绝无卖国求荣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