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老虎 跟随赵如意、赵致祺等研习雕刻，也是石雕界的全能人才。圆雕作品以大牌坊、石鼓墓居多，在白水、澄县、河南等地遍布他的足迹，在河南曾刻《十美女进膳图》。因关中虎烈拉的影响，赵老虎生意衰败，后流落宁夏等地时身上时常背着几块小石头，刻10几厘米大小的䄂珍小石狮卖钱维持生计。

杜思白 宫里桥北人，曾为林则徐刻字碑数通，蒲城“林则徐博物馆”收藏有杜思白所刻的碑拓两幅。清拓本《张文敏公巾箱帖》，旧装一函两册，清徐珂《清稗类钞》载：“吕镜宇藏宋拓淳化阁帖宋拓《淳化阁帖》，为人间阁帖之冠，张文敏公照旧藏。文敏于帖之四周，跋小楷字，至万余言之多。此跋曾镌之小天瓶斋中，即世所传巾箱帖也。”册尾刻有张祥河题跋一则，可详知此帖刊刻经过，落款有“富平杜思白镌”字样。香雪斋《雁字回文诗碑》(封三)，清乾隆至道光年间书法家、诗人张玉德撰并书于西安“荐福寺香雪斋”。清道光元年（1821年）刘义明、杜思白刻立，现藏于陕西户县文庙大观楼。张玉德，乾隆年间人，曾学于省城荐福寺(小雁塔)，诗书皆优，所书碑石墨迹，均散佚海内。今仅存《雁字回文诗碑》二十通，其石为青色，质坚而润，最为珍贵。

刘应文 南陵北堡人，刻字技艺得到了民国书法大师于右任的认可，代表作为《于右任碑帖》。胡景翼为富平望湖楼题写的“礼堂、望湖、藏书、礼堂、建义、尊经”六通石匾额，皆为刘应文所刻。刘应文将技艺传与儿子刘天坤和南堡的刘英贤，后因虎烈拉病逝。

明清的石刻名匠还有善长碑石刻字的樊鼎新，南陵赵堡人刘先乙，常为宋伯鲁刻石的南陵村人刘齐廉，人称“十二能”的刘应文子刘天坤，华清池《明修缮记事石碑》镌刻者仇忠祥，用錾子就能刻出刻刀精细度的董村老万等等，都是大工匠。

清末民初“五虎上将（匠）”

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富平民间传统石刻艺术，“铁笔大师”、“石刻高手”人才辈出，代有传人。清末宫里镇石刻名匠赵致祺、刘生荣、刘来福、杨家麟、刘先乙，技艺精湛，名冠中华，世称“五虎上将(匠)”。他们以碑石文字雕刻为主，在他们的刻刀下让很多文化遗产得以传承。

刘生荣，南陵村人，出生于石刻世家，精于各类大体型石刻，专长勾字，铁笔生花，他的石刻技艺当属五虎上将（匠）之首。代表作欧阳询撰《虞恭公墓志》复刻碑，经省文物专家鉴定，可与原碑相媲美，被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收藏。一并收藏的，还有他刻制的相传为岳飞书诸葛亮前后《出师表》。清代著名书画家、礼泉人宋伯鲁指定刘生荣为“御用”工匠，其现存世的很多石刻书画作品都有“刘生荣镌”等字样。

赵致祺，字祥甫，元代陕西行省石匠提领赵信之裔孙，祖祖辈辈以石雕镌刻为业，延绵迄今600 余年，堪称“镌雕世家”“石匠之门”。他自幼心灵手巧，观摩父辈手艺，潜心临摹钻研窍要，深得真传。经过数十年从业积累，娴熟汉魏明清各代书法名家的书法精髓，碑刻造诣高超，所复制的古代名碑几可乱真。他复刻的岳飞书《诸葛亮出师表》，剑拔弩张，锋芒闪曜，堪称代表作。光绪年间，赵致祺与刘生荣等富平名匠，应袁世凯相邀赴河南开封府相国寺，镌刻历代名碑历时数年。清末关中书法家、三原贺瑞麟的大部分书法碑碣，指名必由赵致祺专刻。贺瑞麟与赵致祺结为翰墨金石之交，特书赠对联：“数行修竹三间屋,士农勿改旧家风。”

赵致祺石刻雕像，形象逼真，生动神似，仪态自如，神韵隽丽。赵致祺晚年时应邀西去青海，为喇嘛教名刹塔尔寺镌刻汉、藏文字合璧的碑碣经幢，为民族、宗教之间的文化交流，以其炉火纯青的雕刻工艺，留下了与金瓦寺共垂千古的艺术名葩。清光绪三十年(1904)，已年迈七十多岁赵致祺率领仇智林等石刻高手，历时四年为宫里涧头堡关帝庙制作了石像群雕，堪称国宝级文物。

清代书画家、文学家、杨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常请石匠使用青州等地石材雕刻作品，后闻陕西富平“频阳石”之名，特意邀请赵致祺为其雕刻作品《难得糊涂》。赵致祺的石刻技艺与“频阳石”独有的细腻和质感相得益彰，让掺入行楷的隶书“板桥体”活灵活现。郑板桥赞许的说：“富平人刻出了六分半书的精髓。”300年过去了，这幅《难得糊涂》依旧洒脱狂达，石刻的风骨韵味更为刚劲，足见富平人雕刻技艺的高超和频阳石之绝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