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寻亲15年：142座墓碑和100余封“查无此人”的信。新京报“剥洋葱”出品

老民警余发海从来没想过，自己的余生会和142座墓碑绑在一起。

十五年前，55岁的余发海刚做完肾移植手术不到两年，病休期间，赤壁市政协文史委派他去考察一片子弟兵烈士墓群。墓群就位于湖南湖北两省交界处，赤壁市羊楼洞村两公里外的老营盘茶山上。

余发海至今记得，那是大片旷野山坡，荒草丛生，周围没有村庄，也没有道路。一阵风吹过,一个个碑头露了出来，“好像一个加强连埋伏在那。”

坟头高低不平，有的墓缺了一角，有的陷进土里，还有的墓塌了，压在地上。

余发海扯了一把齐腰深的荒草，扎成一束，擦去碑上的青苔和灰尘，上面的字迹在岁月的风化和侵蚀中已经变得有些模糊：既有女兵、炮兵、步兵这些普通战士，也有班、排、营、团级干部。籍贯涉及全国24省份，118县市。牺牲的战士年纪最小是18岁，最大的52岁。

他用手数了一下，15排，142座。

在后来的十五年里，余发海为了探寻墓碑背后的秘密，寄出了100余封“查无此人”的信件，独自走了几万公里的“长征路”，为墓碑的烈士们带回了67个家庭。

为此，他把家里的老本基本都花光了，甚至变卖了儿子的婚房。家人不理解他，烈士家属也偶有怨言，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想过停下来，但是陷得太深了。背负着一种复杂的使命感，他只能一次又一次继续上路。

余发海在赤壁羊楼洞142烈士墓群。新京报记者解蕾摄

“他们究竟是英雄还是逃兵？”

2005年，余发海开始走访墓群附近的村民，发现羊楼洞村一直都有“他们究竟是英雄还是逃兵？”的疑问。

一位88岁的村民回忆，年轻时学校曾组织扫墓，只是不知道里面埋葬的究竟是什么人。

赤壁市政协文史委也多次收到老政协委员们的反映，说这片荒凉的子弟兵烈士墓群，不知是红军还是新四军？

走访中，余发海认识了住在墓群旁的许家兄弟，附近的村民叫他们“守墓人”。

75岁的许立君回忆，六十年前，羊楼洞镇曾来过一大批抗美援朝回国的战士。在主干路几公里外的赵李桥镇，这批伤员被拉下火车，由担架队、车马队运送到第67*医院进行治疗。

许立君的大哥当时就是担架队的一员。那一年许立君不到十岁，他看到许多伤员。

他意外结识了一名叫许贵的战士，战士给了他面包和馒头。后来，许立君隔三差五地就去医院找他玩。有一天，战士突然死了，就埋在旁边的墓地里。

余发海和“守墓人”许立君。新京报记者解蕾摄

余发海得到这些线索后，找到了当年*医院的医护人员，也在村子里拜访了一些抗美援朝的老战士，他们已经八九十岁了，给余发海讲了很多关于墓碑上烈士和当年战争的故事。许多人仅有过一面之缘，便去世了。

带着这些故事，回到家后，余发海开始四处査找档案资料,考察村史。在一本从地摊上淘来的《赤壁民政志》里，他发现了142位烈士的名单。

最终确定，这里并非一片野坟，而是有据可查的烈士墓群，抗美援朝回国的伤员死去后一个一个被抬到这片荒地里，进行棺葬。

他拿着书去墓地里，将书里的烈士名单与墓碑上的铭文一一进行比对，用红笔标出了每个名字所在的墓碑位置。其中有董存瑞的战友王喜奎、罗盛教的战友周兴良等等。

但仍有九位烈士不在名单上，他又在一位抗美援朝老战士的回忆录中找到了这九位的名字，将他们补充在书旁白的地方。

余发海将这些发现形成了一份报告呈交给上级政府，赤壁市民政局即与市人武部、市公安局三家联合发起了为142位子弟兵烈士找家乡寻亲人的活动。

这142个陌生的名字始终在余发海脑海里徘徊不去，他日日夜夜翻看写有烈士名字的这几页，边角都翻烂了，又贴上了胶带。“142个伤员救治无效牺牲了，就在我们的土地上安葬。默默无闻地沉睡在这里几十年，不为人知。那他们家里还有没有亲人？知不知道他们牺牲在这里？他们家里是什么状况呢？”

一大堆疑问充斥在他脑子里，无法入眠，“142个名字就像142个谜题”。

100余封“查无此人”的信

带着好奇，余发海开始寻找这142个名字背后的家庭。

关于烈士的全部线索就来源于石碑上这短短的几行碑文。余发海把碑文内容誊抄在纸上。石碑的位置高高低低，他跪在地上抄写，以免身上长长的手术刀口被压到。有时突然下起雨，笔记本上的字迹被打湿，钢笔水晕开一片，又得重新开始。

142烈士墓群碑文。新京报记者解蕾摄

他按照碑文上面的地址寄出信——十五年前，一封普通信2角，挂号信8角。不知道从哪年开始，变成了普通1元2角，挂号8元。再后来有了快递，一封信用快递寄就是20元左右。

当寻亲在日后成为余发海生活唯一的主题，时间的概念就在他脑海里变得模糊，只能靠物价的变化来记忆过程，“钱都是我自己垫的，条子都留着，攒了一大本。”

第一年，他寄出去100多封信。但大部分石沉大海，信被退回来，加上一字条，“查无此人”。

余发海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他们的家人不回信？”

后来他发现，几十年过去，一些行政区域的划分早已发生改变，比如一位烈士的墓碑上刻着“广东省北流县”，而北流早已被划入广西界内。再比如“湖北省沔阳县”，现在已经改名为“湖北省仙桃市”。“台湾花莲县舒服乡”实则为“花莲市寿丰乡”，就连“赤壁”也从原来的“蒲圻县”更名。

因为方言和近音字，有些烈士的名字也有出入。一位河南烈士的名字叫刘义斋，但墓碑上却刻着繁体的刘义齐（劉義齊）。有些烈士的性别甚至都错了，女写成了男。

那段日子，余发海又开始每天从早到晚钻进这些烈士名单里，找到一个核实一个。一共发现了70个错误，一一校正。

但仍旧没有回音。

“我当时也灰心了，把笔也撇了，直接扔到窗户外面去。我烦，那些退回来的信，我也一把火把它们都烧了。”余发海一度陷入情绪的低谷中。

几个月的沉寂后，他突然收到了一封回信。

信里写道：“你做了一件大好事，爸爸参加革命时我才四岁，大概在我七八岁时就牺牲了。爸爸牺牲后，我一直不知道，后来我妈妈也去世了，我是一个孤儿……”

落款“刘耀”，是河南烈士刘义斋的儿子。他的叔叔也是军人，曾来羊楼洞找过刘义斋，没找到，最后带着遗憾去世了。去世前叔叔告诉刘耀，“你把爷爷奶奶的坟旁边留一个空位，等你爸爸找到后，你要把他跟我们埋在一起，让我们团圆。”

这封信重燃了余发海的希望，“还是有意义的”。他决定继续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