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政府修建，如今的羊楼洞烈士墓群被一片茶山环绕。新京报记者解蕾摄
142座墓碑正前方，耸立着一座纪念碑，刻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旁边是羊楼洞墓群的烈士纪念馆，里面收藏着墓里挖出来的烈士遗物，以及一些抗美援朝老战士寄来的信和老物件。
余发海寻亲的这些年，羊楼洞村民一听到外面哭天抢地的声音，就知道“余警官又找到了一个，又带回来一个。”
河南西平王定保烈士的妹妹在家人陪伴下来扫墓。受访者供图
至今，余发海已经找到了120名烈士的家属，有67位烈士的家属来祭奠过。
刘耀是第一个来羊楼洞墓群祭扫的家属。
余发海收到回信后没两天，他就从河南赶来了。一下车，63岁的老人直直地就奔去父亲的墓碑，第10排13号墓。
“他就像是被勾住了魂，直接奔到那就跪下，贴着他爸爸的墓碑亲，手紧紧地抓着墓碑。撕心裂肺地哭。”余发海说。
村民们也会给远道而来的烈士家属搬凳子坐，给他们倒茶喝。年纪大点的老人坐在门边上，看着这场景也直掉眼泪。
声势最大的一次，从内蒙古来了三位烈士家属。
其中一位是杨海友烈士的弟弟。他说当时哥哥正要入伍，但刚娶了嫂子，自己就主动去代替哥哥参军。他参军后不久，朝鲜战争也爆发了，南北部队在武汉行军交叉时，他在志愿军的部队里看到一个人很像哥哥，用蒙古话喊了一声，那个人果然回头了。后来弟弟剿匪结束回到家乡，哥哥却一直没回来。
“怎么就上了朝鲜前线呢？”他说，如果当年没有替哥哥去参军，那后来去朝鲜的就是他，埋在这里的也是他。
2007年，余发海还见到了一名活着的“烈士”。
那年腊月二十八，他接到了一个电话，在江津县找到了“烈士”胡金海本人。
这让余发海大吃一惊，“这不是稀奇了，烈士怎么还活着呢？”他立刻打车前往墓地。站在胡金海的墓碑前，反复确认无误，给胡金海打了电话。
那头沉默了，“我怎么就死了呢？”
2007年8月，76岁的胡金海穿着一身泛旧的军装，挎着水壶，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了羊楼洞烈士墓群。碑头上方刻着“千古”二字，而上面的介绍确实是他本人。
2007年8月，“活着的烈士”76岁的胡金海来扫墓。受访者供图
胡金海回忆，他是在1951年3月随部队入朝作战，上甘岭战役打得十分艰苦。为了拿下一个高地，发起冲锋后各营连的战士混在一起，美军飞机丢下的燃烧弹就在不远处爆炸，身边的一名战士立刻就倒下了。他冲到战士身边，脱下自己的军装扑打战士身上的火焰，扑灭后，他发现这名战士手指还能动，就把军装披盖在受伤的战士身上，继续冲锋。
当时每个战士的军装左上方口袋上都有一块印着自己信息的“生死牌”。战争结束打扫战场时，这位披着胡金海军装的战士奄奄一息，就被误认为是“胡金海”送回国内，转运到第67*医院后不久便身亡，埋葬在羊楼洞墓群中。成为了无名烈士。
胡金海从褪色的绿色军包里拿出在朝鲜战场上用过的茶缸，倒上从重庆带来的酒，洒在墓碑前，又举起杯子把酒干了。他慢慢走到每一座墓碑前敬礼，一共用了一个多小时，敬了142个军礼。敬完礼已经是泪流满面。
更多的时候，关于烈士的故事是余发海讲给家属听的。
在十多年来收到的各种家属信件中，他发现大多数家属对战士的牺牲都很陌生。于是他翻读各种资料，拜访抗美援朝老战士，挖掘出不少羊楼洞烈士墓的故事。
据《蒲圻志》记载，1951年6月21日至1953年7月，羊楼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7预备医院共接收中国人民志愿军伤病员3100人，治愈2700人。
《赤壁民政志》也有记载，“该医院主要担任抗美援朝志愿军伤病员治疗任务，因救治无效而死亡的142名重伤员，均追认为烈士，安葬于羊楼洞古镇西南得胜山下。”
这些书都是余发海四处淘来的，成为他研究佐证的资料。
“当作最后一搏”
为烈士寻亲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高校学生以及社会志愿者纷纷加入。但70岁的余发海体力愈发不如从前，他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家里，却仍旧为寻亲的事情焦头烂额。
一些烈士家属向他反映，“我们的亲人躺在烈士陵园里面，可我们没有烈士证。”例如，湖北荆州烈士冉性初的孙子说，家里的烈士证在多年前洪水中已经遗失。
荆州市松滋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科罗科长向新京报记者解释，确认烈士家属的身份有两个依据，一是家属持有的烈士证，一是省厅发放的《湖北革命烈士英名录》，二者具备任一即可。
而余发海在赤壁退役军人事务局的《湖北革命烈士英名录》中也没找到冉性初烈士的名字。冉家只有一块“光荣之家”的牌匾能证明身份。
广西烈士颜生，家属在几次搬家中也遗失了证明材料，只剩下一张“病故革命军人证明书”和安葬证明。
广西烈士颜生家属前往羊楼洞扫墓，和余发海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2020年12月7日，羊楼洞烈士墓群的主管机构——赤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科余股长向新京报记者解释，142位烈士中不仅有抗美援朝负伤回国的战士，还有因公牺牲和病故的人员，全部安葬在赤壁烈士墓群中，由于历史原因，很多无法考证。
“前几年，还有冒充烈士家属的人前来索要抚恤金，后来也都被查明情况。所以，落实烈士证这一重任必须要严谨。”她表示。
烈士家属们对这一答复难以接受。有的家属表示理解，“余伯伯已经做得够多了，他心里也不好受。我不怨他，我感激他。”
但有的烈士家属会冲余发海发火，“你替我们找到有什么用呢，还不如别找到。”
余发海被夹在中间无可奈何。“我也不想啊，这已经开始了，怎么收手。”
2021年1月8日，赤壁烈士陵园所长张建平告诉新京报记者，有关部门近日找到了一份《湖北省革命军人牺牲病故烈士名册》，这是追认烈士的直接有效证明，同时也从湖北省档案馆处获得了几份史料加以印证。
根据这些史料，对埋葬在羊楼洞烈士墓群的142位均认定为烈士。张建平称，至于申办、补办烈士证是由烈士户籍所在地事务部门负责。
直至现在，余发海已经把为烈士寻亲这件事当成余生的使命。他总是说，自己的第二次生命是军人给的，“我的这个肾就是一个军人捐给我的。”
说不出口的话就写在回忆录里，取名《良知与道义的远征》，写着写着已经将近五万字。
“心里的遗憾太多了。还有22位烈士没有找到家属，但基本没有希望了，有些事情确实没办法。”余发海用了很长时间才说服自己放弃。
12月14日，在赤壁湿冷的天气里，余发海又出发了。不久前他发现了一片新的墓群，是当年解放军原驻长沙“尸骨坡”第66预备医院遗址，那里曾经也收治了一批从抗美援朝战场回来的伤员。他希望能引起社会的重视，“我年纪大了，能力有限，希望社会能为这些战士找到他们的家人。”
动身前往长沙前，他坐在电脑前写下这段话：“一些八九十岁的老战士一年一年地离世，我也到古稀之年，重病在身，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我会更加珍惜余下不多的时光，当作最后一搏。”
新京报记者 解蕾 实习生裘星 李雨凝 钟艺璇 陈怡甫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薛京宁
来源：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