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徐保荣家属写给余发海的信。新京报记者解蕾摄

十五年的“长征路”

2006年，余发海开始坐着火车为烈士寻亲。他的足迹几乎遍布全国——最北到丹东，最南到广西、贵州。他在一张地图上把去过的地方都画上，“我这十五年，也是一段长征路。”

2007年清明节前，余发海偶然看到了一则报道。在太原，有一位比自己大九岁的老检察官王艾甫也在做着相似的事情。

余发海萌生了志同道合的亲切感，“他和我一样，都是被烈士背后的故事感动。”

于是，他想办法联系到王艾甫，“如果你那里有湖北籍的烈士，我来帮你找，我这有个山西籍的，你帮我找，可不可以？”没过多久，王艾甫就帮忙联系到了赤壁墓群中一位山西籍的烈士家属。

2007年，余发海坐了20多小时的火车到达太原。跟随王艾甫驱车前往介休市义掌棠北村。

村子偏僻，被一圈土城墙围拢着。进村后，余发海开始一组一组地问，一大队一小队挨家挨户地找。

最终找到了温秉仁烈士的家属——在一户破旧老房子里。

烈士74岁的胞弟温秉根向余发海回忆，那时候，他自己才不到十岁，哥哥当八路军出去后就再没有消息，爷爷奶奶和父母一直在等着他回来，死前也没等到。再有消息的时候，就是他的战友带来的死讯。

他指着背后的房子告诉余发海，“这都是老房子，是爷爷父亲一代代留下来的。这间是我哥哥的，他要是在的话就给他住。可是哥哥不在了，”这句话刚说出口，老人的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父母在世的时候不知道哭了多少回。我现在也有儿子了，儿子也是军人，我很想看看我的哥哥。你们说在湖北，但我不知道湖北在哪里，哥哥的墓在哪里。”

2007年，余发海前往山西烈士温秉仁的家里，与烈士家属合照。受访者供图

“温秉仁的弟弟到现在都没有来过，不知道是不是家里穷。”余发海无奈，这是他出门找到的第一个家属。

此后的十五年，余发海遇到过各种各样的烈士家庭。

有的是烈士的遗腹子，从来没见过父亲，只听母亲讲起过；有的家庭已经苦苦寻觅了几十年，但始终没有音讯。有些家庭因为亲人去世，变得破碎，有的消极生活，有的选择*，有的无奈只能遗忘。

余发海至今还能一字一句地背诵出十三年前收到江苏徐保荣烈士家属回的信。

“余警官，我是徐保荣烈士的后代，我想去看看我的亲人，我娘还在，她是烈士的妻子，可我不是烈士的儿子。我妈妈眼泪都流干了，一生就是想见他一面。”

“我想这是个什么事？千里迢迢再有困难，也要把这个谜揭开。”于是他从赤壁坐火车来到江苏省沭阳县。

烈士家属给远道而来的余警官做了一桌子饭，徐保荣烈士的遗孀吴庆兰已经84岁，坐在门槛上一直流泪，用方言讲着当年的故事。

徐保荣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前曾回过一次家，也是那次娶了吴庆兰。相处了一两天就回到部队，再没有回来。吴庆兰收到丈夫的死讯后，生了一场大病，一个大家庭由此破碎。徐保荣的弟弟向她表明心意，于是“两个苦难的人决定撑起三个小家”。

余发海声音哽咽，“我听老妈妈讲到这里的时候，就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爷爷坐在旁边，他就是当年的弟弟，已经75岁，眉毛都白了。在路上摇手接我的是他们的儿子，30多岁，两人一共生了三儿一女。”

他们全都跪下来说：“余警官，恩人啊！”

“我能不感动吗？我做了什么？我就起了一个通讯员的作用，可是这些故事感染着我。你不能说人没有良心、人是麻木的，就算没有一个人支持我，不管是别人羡慕还是嫉妒我，我都要做这个事情。”余发海说。

一个人的“陈列馆”

2007年至2011年这五年间，是余发海家里最热闹的时期。羊楼洞142烈士墓群由政府牵头修缮完成，专门成立了修缮和保护羊楼洞142烈士墓群工作领导小组，余发海被任命为办公室副主任。

赤壁烈士陵园所长张建平称，从2010年开始接管羊楼洞142烈士墓群，十年间总共接待了将近一百万人来参观和扫墓。

在他接手前，陵园进行了两期改造，用红砖修建了围墙，建造了烈士碑，土路也被修建成水泥路。张建平在任期间，烈士墓群进行了全部改造，保留了原始的老坟包，也修建了新的墓碑。

这几年也是烈士家属前来缅怀的高峰期。家属来赤壁，第一个联系的就是余发海。

有些家属住不起宾馆，余发海就留他们在自己家过夜。最多的时候睡了六七个人，客厅的沙发上、地上都是铺盖卷。

但大多数时候，这个房子里就只剩下他一个人和一屋子的资料。

这栋民警小区的老宿舍楼是余发海2005年买的，已经不知道经过了几手。灰色的水泥墙，藏身在周围红色砖瓦砌成的一排排新房中。

房间里没什么家具，地上的瓷砖有三种颜色和形状，是别人家装修完剩下的，便宜卖给了他。冬天屋子里很冷，只有桌子下面有个暖炉用来烤火。

几平米大的阳台上有两个书架，放满了编年史、档案志、抗美援朝战争史等书籍，另一侧是一些被装订成册的资料，厚厚一沓，从1到20标着序号。

余发海家里的“陈列馆”，收集了十五年为烈士寻亲的资料。新京报记者解蕾摄

狭窄的空间里放着一台老旧台式电脑，是他前几年买的二手货，运转的时候嗡嗡直响。为了查资料，他几年前开始从头学起了电脑，现在已经用得很熟练。

早些年，余发海和妻子儿女一家五口人住在街道上的一间平房里。退休前，他做过治安民警、派出所所长，下过基层，也进过机关，是公安局里的骨干力量，还曾因破过一起大案得了一等功勋章。

2003年，积劳成疾，余发海患了肾病。双肾坏死，必须做肾移植手术。但家里没钱，他想过“老牛拖破车，哪天死了就算了”。

单位知道他的病，就让他去医院进行肾配型，没想到不久便找到了合适的肾源。公安局内部组织了募捐，其余部分夫妻俩管亲戚借，才凑齐手术费。

出院后他仍需靠药物来维持。一天五次药，卧室的架子上放着各种各样颜色的药丸。每天晚上睡觉前，他还得给自己打一针。

在书桌上，有一张一米长的生化检查记录表，密密麻麻的小字写着他从2003年到现在历次检查的身体各项指标情况。

2005年，公安局将在病休恢复期的余发海从基层派出所调回机关科室，派他去羊楼洞墓群进行红色考察，算是个闲差。但没想到，他却一头扎了进去，变得比工作还忙上百倍，几乎不着家。

按他当时的经济状况，每个月付完医药费后，基本就所剩无几。他擅作主张，没经过妻子儿女同意，就把原本要给儿子结婚的老房子卖了，一部分用来还钱，一部分用来找烈士的家属。

找烈士家属比想象的要更艰辛，花费也更大。火车票、打车票、住宿费、吃饭，每一笔都是不小的数字。

找胡金海家属时，余发海从妻子口袋里偷走两百块钱，这原本是过年要给孙子的压岁钱。妻子生气又无奈，“你真是吃家饭喂野食。”

十几年来，余发海家里的老本基本都花光了，“我对不起我的家人，对不起我的儿女。别人家父母都是给孩子们留财产，我却是不断地消耗家里的财产。”

这些年，余发海也受到了一些压力。妻子曾直言：“你做的这些事，你愿意做就做，但千万别把这个家牵扯进去。你出了事，你一个人负责。”

为了保护家人，他一个人住。早午饭随便下点面条吃，晚上去女儿那里吃一顿晚饭，再回自己家。

每次出去寻亲，余发海都会随身携带病例，以防不测。

有一次，在返程的路上遇到了大暴雨，余发海被淋得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到家之后高烧了一天一夜。

妻子对他说，“你早晚有一天要把命丢在外面。谁要你去的，你自讨苦吃，你活该，谁会感谢你？”

李萍是湖北荆州烈士冉性初的儿媳，也是142位烈士家属群的群主。去年她前往羊楼洞扫墓时，在余发海家中看到堆着乱七八糟的杂物和满桌子的药，不免有些心酸和同情，“从没想到余警官自己的生活会这样窘迫。”

只有在那座属于自己的“陈列馆”里，余发海最有归属感。

“陈列馆”分为几个系列，每个系列都有十几本，按年份标着序号。一套是车票册，红红蓝蓝的贴满了他从2005年到现在每次去寻亲的火车票。一套是烈士的资料，打开里面是被他剪剪贴贴出来的资料，以及一些函件和档案。

还有一套是邮寄单，从两毛钱到二三十块钱，一页页翻过去都是这十五年来的点点滴滴。他甚至还保留着每次的打车票、大巴票和给烈士家属洗相片的底单。

十五年来外出寻亲的火车票、汽车票都被余发海贴在本子上，如今已经攒了十几本。新京报记者解蕾摄

另有一套则是这十五年来每一家报纸对他的报道，他都连着报头完完整整贴好，按时间排放。

对着每张纸，他都能讲出一个完整的故事。他小心翼翼地翻看着，仿佛那些东西就是他这一生全部的意义。

“这些说是要报销，十五年了。我收藏着，也是我这些年的见证。我要是死了，我老伴儿一把火就烧了。”余发海长叹了一口气，把这些泛黄的本子合上。

67次团圆

2010年9月，羊楼洞志愿军烈士墓群被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烈士建筑物重点保护单位。

如今的羊楼洞烈士墓群四周被一片青绿的茶山环绕。一块块方正的石碑林立在陵园中。原先的老墓碑竖立在陵园后面的石台上，有青苔从石缝间长出，顺着墓碑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