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实习生向琴琴。实习记者洪嘉伟 摄

1983年7月，刘良从医学院毕业留校时，法医学教研室刚从病理学教研室分出来不久，年轻的刘良接下了一个枯燥、耗时的工作——把原来存在病理学教研室的法医档案资料全部复印过来。这个工作持续了4年，4年间，刘良把几千份法医鉴定的档案都看了一遍。这为他此后从事法医工作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基础。

刘良认为，4年的复印经历和向琴琴5年为死人整容化妆，从本质上来说是一样的，“经历很重要”。对家庭背景苦点的孩子，他都会适当地给予一些关注和关心，因为这些孩子要的并不多，只要给点阳光，给个机会，他们就会很珍惜。

要么“躺平”，要么希望不怎么努力就能赚快钱，这两种目前在一些年轻人中流行的职业观是刘良最反感的。他的潜意识里，是希望让大家从向琴琴身上看到“勤奋的人，善良的人，不会没人帮助你”。

刘良教授和毕业生一起合影。记者肖僖 摄

“珍惜生命和家人”

迎面走来的刘良，穿着干净简洁的T恤，笑盈盈的，一如他在节目中穿着白大褂那样。刘良爱笑，跟他在一起，很容易被他带得心情大好起来。但他也很容易掉眼泪，聊起一些人和事，眼前这个头发半白的男人，突然眼噙泪水。

“有同理心，共情力强。”他的学生、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主任屈国强说，刘老师不是把案子做完就完了，他会在专业的基础上考虑案件背后关于社会和人性的东西，“这样能促使一个法医建立起强烈的责任感。”

为什么见了那么多生死，内心依然这么柔软？刘良回答：“法医其实非常热爱生活，既热爱生活也会享受生活，而且很珍惜自己。” “心不好的人做不了好法医。”他在课堂上告诫学生，“要把人做好，珍惜生命和家人。”

刘良教授办公桌上摆满了猪小屁的手办。记者肖僖 摄

父亲病逝后，刘良更清醒了，他开始考虑身后事。今年3月18日，他追随父母，在节目录制时公开签署了遗体捐献协议，这天离他61岁生日还差4天。“这是提前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害怕家人在最后一刻反悔，刘良在执行人一栏写上了学生任亮的名字。

刘良曾经态度坚决地反对父母捐献遗体。两位老人了解到同济医学院尸体解剖教学资源紧缺情况后，偷偷到红十字会签署了遗体捐赠协议，而且是那种连骨灰都不会给家属的最彻底的捐赠。征求全家人意见时，刘良不愿签字，“就不同意。解剖室就在我隔壁，我天天上班经过那儿，这让我怎么面对你们。”

回想起来，刘良无论是学临床医学还是学法医，都与父母有很大关系。“母亲当年想学医，但没学成”，成为刘良选择读医的主要原因。大学期间，刘良偶然间读到一位国外医学家的法医学著作，一下子被深深吸引。

父亲走的当晚，遗体就被送到了医学院。如今，刘良父亲刘清澜的名字和其他遗体捐献者一样，被镌刻在武汉遗体器官捐献者纪念碑上。95岁的母亲，常常对这个法医儿子说：“刘良啊，我就一个要求，等我走的时候，你在碑上把我和你父亲的名字刻在一起。”

刘良笑她，“你说了不算，那个顺序是按年份来的。”母亲听到后反驳：“这有什么不可以？你找找人，把老爷子的名字挪到后面来。”他开玩笑地回道：“你这个想法挺好，等我走后，是不是再把你们两个的名字挪到我这儿来？”刘良说，那时，他就在纪念碑上永远陪着他们。

长江日报出品采写：记者李玉莹 田巧萍 摄像：记者肖僖 范芃实习记者洪嘉伟制作：吴天琦 审看郑慧

来源： 长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