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春节，我们封了一座城，却温暖了一国人。灾难面前，从来都是众志成城，中华民族什么样的困难没有遇到过，但一切终将被我们踩在脚下。

从1月1号武汉卫健委通报疫情，到1月25号6支共1230人的医疗救治队驰援武汉，中间是整个国家机器的高速运转，也牵动了所有人的心。愿家国无殇。

但是，从整个中华民族开拓进取的历程来看，瘟疫就是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老虎，当人们掉以轻心的时候，它就会趁机出来肆虐。所以钟南山院士就多次强调，如果不加强管理，非典还是可能再回来。

据不完全统计，魏晋南北朝时（取魏黄初三年至北周建德二年，222-573，共351年），共发生77次瘟疫；唐时（取贞观十年至大顺二年，636-891，共255年），共发生21次；北宋时（取乾德元年至北宋亡，960-1127），共15次。这都是见诸于各朝正史的记载，并且随着医学的进步发展和行政组织体系的健全，对瘟疫防治的手段也更加完善，因此瘟疫发生的次数逐渐递减。

但是瘟疫肆虐的破坏性仍然非常强大，史籍记载，唐永淳年中"大疫，两京死者相枕于路"、宋熙宁中"两浙无贫富皆病，死者十有五六"，这在生产力低下的封建社会完全无法想象，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都受到极大破坏。

到了明朝，封建行政组织体系进一步完善，并且时代离得也还比较近，各类资料典籍都比较完善，数据统计更加详实，因此能让人对瘟疫在古代的强大破坏性有一个更直观的认识。

大明享国277年，从朱元璋应天登基（1368年）到朱由检煤山自尽（1644年），据《明史稿》（万斯同）和《明史》（张廷玉）记载，在54年里共发生大疫75场，其中影响范围超出一州一府的疫情有33次。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明朝瘟疫发生的情况，就会从中找到一些规律。从地区分布来看，南直隶（南京）共发生24次，排名第一，除了北直隶（北京）紧随其后，发生瘟疫多在湖广、江西、福建等南方地区，这也是为什么当时人都觉得南方是瘴疠之地，很少有主动跑来开发南方的缘故；从季节来看，除去7次季节记载不祥，春季发生瘟疫的有23次，居第一位，其次是夏秋季，均17次，冬季较少，只有11次。再通过和各个地方志记载、每次疫情发生时的具体情况相映证，就能发现每次的瘟疫都有来由，都不是凭空就产生。

一是伴随恶劣气候条件产生，如水灾、阴雨、高温酷暑等，这些天气条件都可能导致瘟疫横行。明人何乔新有文记载，"水后疫气大作，死者什三四，甚至家无噍类，邻里惧其相染也，不敢过门"。永乐年间，湖广地方官征发百姓采木，"盛暑疾疠大作，营堡中死者相枕籍"。又有正德年间，王守仁镇压赣南叛乱时，"阴雨连绵，人多疾疫"。

二是因为人群密集而迅速扩大。洪武时大兴土木，以万余军士从水路运进京中，"夏暑疫，疫者多病"，洪武五年时，参加中都宫殿营建的军士，就"多以疫死"。正德年间宁王叛乱，王守仁抓的反贼几百个人关一个小监狱，又是"暑雨，疫疠大作，瘐死者甚众"，关的小伙伴基本都因为瘟疫玩完了。

三是其他特殊情况导致瘟疫。有的是卫生条件差，这个确实是没办法，古代人洗澡又不方便，头发指甲又长，所以个人卫生不到位，自然就导致一旦有瘟疫发生，立马就会一片一片的传。有的是地理环境特殊，明朝贵州安庄卫驻白水山，每年守在这个山上的兵士，"染疾疫者十七八"，年年损失不少兄弟，后来还好有个知事萧正，为人比较机灵，没得办法了换了个驻地，这样才保下了剩下的兄弟。

在这种大灾大难面前，从来就不要低估人的智慧，人类的能力永远是无穷无尽，就算是当时的明朝人也会有很多划时代的办法想出来，毕竟那么多人命堆进去，都是行之有效的好方法。当然封建迷信的鬼神、天人感应、星变等等就不说了，无稽之谈，浪费笔墨。

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吃瓜群众就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只要不乱跑，基本没啥事。万历二十年进士谢肇制（制还要加个三点水，这个字我真没找到），这位同志就知道一条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摄生者，惟静坐简出，足以当之"，什么意思，就是想活命的，就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别出去瞎跑，那就可以抵挡了。这位谢老哥是福建人，那时候他家乡的老百姓不懂事，有瘟疫了也不求医问药，就整巫术，烧香拜佛，导致"病者十人九死"，他出去考进士见过世面，就知道一切都是唬人的，出去凑热闹就是取领催命符。

第二条，就是完整的救灾体制。灾情报告，朝廷制度明确，各地遇有瘟疫必须立即上报，弘治中进一步明确，各地夏灾不得过五月终，秋灾不得过九月终，到了万历年间，又分为近地五月、七月，边地七月、九月。人力组织，疫区主官免朝觐，就地组织赈济，并且还会派出专人前往组织，如永乐六年，江西、福建大疫，皇太子（明仁宗）敕"遣人巡视灾疠之处，令有司加意赈恤"。救灾资金，干这种活，就得有充足物资，明朝首先有预备仓，预备仓搞不定了，朝廷还会拨付专项资金，如天顺五年，山东数府饥疫大作，明英宗命发"内帑银"赈济，内帑就是皇帝的小金库，后来钱不够，又追加了三万两。

第三条，就是专业机构完善。大明的医疗体系也算是久经考验，太医院、医学、惠民药局这三级专业医疗机构保证了遇到瘟疫，国家能够有控制的能力，瘟疫来时，国家往往就依托这些机构组织免费施药，伴随饥荒时，还会结合有施粥，保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这样一直到明朝结束，每个年代有瘟疫，正常情况下也能按照固有的套路去执行，在医疗水平不发达的现实条件下，中央朝廷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所以，大部分情况下还的靠命熬。但是，偌大的人类总有那么几个不信命。明末医生吴有性就是这样一个人。

吴有性之前，医学家们也在积极探究瘟疫到底是个什么鬼，毕竟一片一片地沦陷，中国虽大，也扛不住，但是大都不能脱离传统医学理念的禁锢。在明末那个瘟疫横行，天下动荡的年代，吴有性经过长期的医学实践，写了本《瘟疫论》，创造性地就提出了杂气论-瘟疫学说，这个也就领先了西方世界200年而已。

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

这个异气，"触之者即病，邪自口鼻而入"，这不就是病毒嘛，知道了这个划时代的进步发现，终于使得瘟疫防治有了更加科学的根据，所以吴有性创造了著名的达原饮和三消饮，在瘟疫早起症状的时候，能够对症下药地起到预防作用，在03年的非典中，仍然发挥了巨大作用。

达原饮，功效：开达膜原，辟秽化浊；由槟榔、厚朴、草果、知母、芍药、黄岑、甘草等7味常见草药组成（组成各搜索引擎都可以搜到，有需要的按医嘱服用）

当然，吴有性的结局有点悲催，没有倒在抗瘟救灾的第一线，却被满清入关给祸害了，1644年清军入关，所到之处，剃发令颁行，"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吴又可性子直，心中有坚守，拒绝剃发被剃了头，而他的妻子也殉情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