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史》关于辽时著译的记载，不知要比实有著译少几多；而且现存辽文献中，见于《辽史》者已无一种。记载了的萧柳《岁寒集》，内有诗千篇，现已全部不存。而此书篇数比《全辽文》还多一二百篇。
现存的辽时文字文献，只不过是辽文献整体这棵不小的树上的一枝或数叶。绝大多数已不存在，其质量无从谈起。这怎么不显得十分薄弱呢！
是什么改善着辽文献及其现存于世者的状况，亦即在一定程度上使其数量有了增加，质量有了提高？
是对辽文献的孑遗和记录的坚毅搜求，是这种搜求在一定程度上使其薄弱有了缩减。
早在五代时期，李涛就为其弟李擀搜辑过他在辽朝那里写的诗作，编为《丁年集》。宋人也为《龙龛手鉴》来到辽境而高兴，而作了记述。清初至民初，有十二家辽艺文(经籍)补志，爬梳曾存于世和现存于世的辽文献。
他们的工作，使那好像几乎等于空白的辽文献得以显出其历史身影和现实身形。
民国期间，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者搜求辽文献孑遗和记录的努力，更为坚毅。新中国成立后，参与这一搜求的学者队伍比过去大得多，他们做出了过去难以做到的巨大成绩。
成绩的取得，是以艰辛的劳作换取的。清末民初的学者缪茎孙，在他所辑《辽文存》的序中写道：“晨抄暝写，单词片语，靡不搜求，共得诗文一百余篇，不及金文十分之一，然其难十倍矣。”这是旧中国时候的情况。
在新中国，学者们搜求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以往，付出的辛劳也超过以往。只说考古工作吧，就有来自天候、地理、历史、机遇诸端困难随时需要克服。石佛山大康七年石刻，项春松等两先生1965年初次发现时，幸得立即摄了影，作了记录；他们1975年再去原地，已经片石无存。《杭芳园栖灵寺碑》，早在明初就被改制成城门石额，1972年跌落，为朔县崇福寺文管会运回保存；1979年的一天，正要被截为石材，张畅耕先生偶过此寺，才得发现并留存下来，通过研究，弄清了它的曲折来历和所含史实。这样的令人听了也要捏一把汗的趣事，是历史、考古工作者大量艰苦辛勤中的一两个镜头而已。
清初至民初十二家辽艺文(经籍)补志，前后历时两百数十年，所发现并收列的现存辽文献的文字文献不过从三种增加到十几、二十种。民国期间继续搜求。新中国成立以来继续扩大搜求，成绩超过以往许多倍。
当然，瞻望前途，任重道远。祝愿这种坚毅的努力今后不断取得更大成绩！
参考文献：《辽史》
《辽文汇》
《辽史拾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