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时使用的文字，不只契丹文、汉文两种。《辽史・太祖纪下》天赞三年八月就有“诏砻辟可汗故碑，以契丹、突厥、汉字纪其功”的记载。现存辽文献中有没有其他文字文献？贾敬颜先生《契丹文》一文中，提到六处石幢，认为上边的字“实际都是梵文”。冯永谦先生《建国以来辽代考古的重要发现》一文中，提到发现的若干处石幢，上边的“文字有的是梵文，有的是汉字的音译”;并且辽阳大林子王翦妻高氏墓，“在石棺盖内刻梵文《警觉陀罗尼》”。《考古》1987年第3期张家口地区博物馆一文中，报道有1982年发现的涿鹿辽代壁画墓发掘情况，墓门处横的和直的封门柏木板上，都有梵文。未知这些中间，有无可以看作是现存辽文献中其他文字文献的。

是什么造成了辽文献及其现存于世者的薄弱？是辽文献及其现存于世者所碰到的、不好的遭遇。

辽朝统治地区的文化比起中原地区来，毕竟是不高的，辽朝初期不暇文治、中期才渐渐加多这方面的注意，但底子薄，一下子赶不上来；后期文化有很大发展，但发展并不健康，而且已近尾声，此其一。

辽朝禁止书籍出境，并且不许民间刊印文字，阻碍了作品在辽境内外的传播与保存，此其二。

辽朝不拥有人数很多、水平很高的各类知识分子，来大力从事更多更好的各类作品的生产，也几乎没有培养出这样的有心人在辽、金之际和辽亡后大力从事辽时各类作品的纂辑、记述与保存，此其三。

辽亡后，由于辽时各类记载不足，编纂辽史只能简单从事，这种简单从事又反过来使得所编辽史中爬梳不出较多的辽文献，此其四。

这四点，若干位清朝辽学者已经有所论及或触及。

实质上，这都是辽文献受到的对亦即碰到的遭遇问题。

尽管辽境文化不高，文治起步亦迟，但是，如果能与辽朝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情况相适应，制定并推行合乎实际需要的各项政策和文化政策，是可以培养出各类知识分子生产较多较好的作品，并为之搞好保存、传播、记载、抢救、修复、利用等一系列事宜的。到了后世，如果能真正保存好、利用好辽或辽、金遗留下来的资料，来真正编纂好辽史，那么，这样的辽史做到保存更多更重要的辽文献也并不难。不重视、不搞好有利于辽文献之事，进而又做了不利于它之事，这样的对待显然是不好的。

一是辽、宋、金之际辽文献遭到大量的毁失。金军攻辽时，还不懂文化的重要。辽各地文物毁坏极多。辽上京，中京、南京等文化名城，都受到轮番破坏洗劫。

二是金、元两朝纂修辽史，几次集中起来的辽文献，既未充分利用，又造成集中毁失的机会，比分散在各地时更容易大量毁失于一旦。

三是未被集中的那一些比较次要或比较重复的辽文献，数百年来也损毁甚多。清人见到的碑刻，今天已很有一些不能见到了。

四是辽亡后，辽人之作大都被改称为非辽人之作。《刘辉集》八卷、《刘京集》四十卷，杨佶《转瀛集》，都被改称为宋人之作，编入了《宋史・艺文志》。这仅是其中的一例。

五是虽然是辽时之作，却很难得到承认。往往要经过长期的过程，才得受到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