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几年，先后研发出自主产权的国产化第一台数字程控交换机ZX500、小容量数字局用交换机ZX500A、HJD04万门数字程控交换机，促成国产数字程控交换机的崛起，销量也逐步攀升，1992年仅ZX500A销售额就突破一个亿。

1992年，侯为贵希望将经营利润继续投入到研发中，尽快推出ZX2000数字局用机，而部分*则认为，应该见好就收，将利润用于分红。当年12月，矛盾愈加激化后，以侯为贵为首的中兴核心技术骨干集体出走，以个人集资方式成立深圳市中兴维先通设备有限公司。

1993年，中兴维先通与691厂、深圳广宇工业公司共同出资创建了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两家国有企业控股51%，维先通控股49%，但是经营责任由维先通负责，成为了真正的国有民营企业。

股权改革解放了中兴的枷锁，开始更大刀阔斧的研发创造，先后推出2500门数字用户（专网）程控交换机ZXJ2000A、ZXJ10大容量数字局用交换机，获得巨大成功，ZXJ10更是被邮电部认定为能与国际一流机型相媲美的最好机型，为中兴后续产品打下了坚实基础。

1995年，规模日渐膨胀的中兴开始战略转型，侯为贵提出发展战略的“三个转变”：产品结构从单一的交换机设备向多元化产品转变；目标市场从农话市场向本地网、市话网扩展；由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拓展。于是，中兴启动了GSM、CDMA、路由器、光传输、智能网等一系列新产品的研发。

1997年11月18日，中兴成功在A股上市，名称定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员工人数2600人，是当之无愧的民族通信产业老大。

1998年，人大会议决定在原电子工业部和邮电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信息产业部，中国通信开始进入移动通信时代。

中兴凭借CDMA、小灵通、手机三板斧在接下来几年里顺风顺水。不过，当时中兴的手机战略是与运营商捆绑销售，在营业厅卖，手机上没有ZTE的LOGO，因此丧失了自主品牌的形成能力，为其后二十年的手机困境埋下了祸根。

2004年后，智能机时代来临，3G开始大发展。中兴在CDMA和小灵通业务上积累的大量现金，本可以发展的更好，然而一系列的战略错误葬送好局。

首先是一把手侯为贵与任正非的不同性格。侯为贵作为国企代表，性格稳健，看重政府政策，在一些抉择上更为迟疑，任正非则军人出身，*伐果断，二者性格就像牛与狼。

其次是高管队伍，在WCDMA 3G网络市场，高管队伍过于关注融资项目，缺乏拿下真正主流客户的魄力，迟迟没有突破重点运营商。国际化发展也不坚决，在员工本地化问题上反复无常，最终也没能培养出可以依赖的本地员工队伍。

中兴的产品上，CDMA虽然强大，终究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被历史车轮抛弃，产品水平没有在摸爬滚打中提升。

2010年左右，中兴内部CDMA和WCDMA合并，产品力上扭转了局面，但行业竞争是冷酷的，对手不会等你，华为此时已经突破了海外高端市场。当年3月，殷一民宣布辞任总裁，由史立荣接任。

史立荣上任后，中兴做出了一系列战略调整，过于注重市场扩张，忽略了利润和现金流，2012年，造成了中兴自上市以来首次亏损，期间还流失了部分研发骨干。

2016年3月7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即宣布对中兴通讯实施出口管制，之后3月24日，设立临时普通许可证，在临时许可证到期前不对中兴进行出口限制，并在之后的一年内连续四次对该临时普通许可证延期。

2016年4月，史立荣等三位高管卸任，赵先明出任中兴通讯CEO兼董事长，创始人侯为贵则担任非执行董事长，英雄迟暮，正式退休。

2017年3月8日，中兴承认了3项指控。同时也宣布接受8.9亿美元罚款，此外，美国BIS还对公司处以暂缓执行的3亿美元罚款，在公司于七年暂缓期内履行与BIS达成的协议要求的事项后将被豁免支付。

2018年4月16日，美国发现中兴只解雇了四名高级员工，并未按和解协议对其他35名员工进行任何处分，所以再一次执行禁令。2018年6月13日，中兴通讯和全资子公司中兴康讯与BIS达成《替代的和解协议》。

2018年8月，中兴通讯宣布，李自学担任公司新任董事长、徐子阳担任总裁，至此，第二次事件结束。两次制裁中，中兴共支付近20亿美元的罚款，并被迫清换管理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