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地区已经因为长期的战乱秩序崩溃，加之胡汉流民的逃亡，西晋王朝在当地的存在面临严重挑战，幽州，冀州，平州等地成为了王浚半割据地区。

司马越虽然名义上掌握了天下大权，但实际上他能控制的范围只包括青州，徐州，豫州，兖州，扬州荆州北部，还有冀州南部，洛阳周边等地区，而这些地区汇集了从关中地区逃难过来的大量流民，面对西晋王朝的残酷压迫，这些黎民百姓对于司马家族有着没齿的仇恨，这对司马越维持自己的统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如何重整天下，再树中央权威，才是当时的重点。

然而，东海王司马越及其属僚大多出身士族门阀，不通实务故而行政水平低下。而被他拥立的司马炽同样不甘沦为傀儡，值此社稷危亡之际，身为实权诸侯的东海王司马越与自己拥立的皇帝，展开了长达五年的内斗！

▲司马越一系的控制范围就在中原、并州、冀州局部地区，统治及不稳固

西晋时期，世族门阀快速崛起，晋王朝希望通过大封诸侯的方式制衡地方门阀，但这种制衡关系的前提是中央朝廷能够树立起威望，然而，八王之乱却正好摧毁了中央政权的威望。反倒是地方诸侯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政治实体。

玄学的兴起使得地方的门阀垄断了文化教育，对于各地区人才的选拔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力，各州的地方官能否获得门阀控制的地方人脉的支持决定了他们的政治前途。此外，门阀通过土地兼并，囤积了大量土地，又掌握了经济大权。

镇守地方的宗室藩王本身的血统就是一个强大的政治资源，特别是在中央，朝廷权威丧失后，宗室藩王同样是司马家族的人，这就为另立中央提供了条件。在军事方面，西晋王朝设立了一系列的军镇，军镇都督控制军权，获得都督的支持或者宗室藩王直接兼职都督就等于掌握了枪杆子。

因此一但整合起门阀士族的人脉和财力、当地的都督区藩王的血统，外加上都督区的兵权，那就可以构筑一个强大的政治团体，而司马越形成的这个政治团体为后来东晋的成立和“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立定了基础。

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窃国大盗。司马越对于整个中原地区的统治缺乏合理性，他最害怕的，就是被别人夺权。因此，在八王之乱结束后的五年中，作为名义上拥有天下大权的司马越只干了一件事——集权。但他的集权并没能给天下带来任何建设，只是一味的加强东海王一系在整个晋王朝的影响力。

司马越幕佐现可考知共79人，他们分布在15州近50郡，绝大多数为士族，沾染玄风之士约比儒学之士多出一半以上。其中琅琊王氏占据了重要地位，成为司马越幕府的中坚力量，司马越幕僚是朝中权臣幕府中规模最大、人才最多、玄学化程度最高的一个。

这样的一群玄学家显然不具备什么治国理政的才干。简而言之一句话：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正是这么一群“好慕玄虚”的门阀士族构筑了东海王一系的政治基础。

第二部分，我们叙述了，东海王司马越的政治基础是一群以玄学家为主的门阀世族， 这群人往往沉迷于自己的精神世界，与现实的政治需求脱节，这就导致东海王司马越的这套政治班底，在处置国政和军事事务的过程中效率极其低下，但为了保全自己的全是东海王司，马越坚决不肯放权给别人，更不肯将权力交给天子。

这个时候，匈奴人刘渊在并州建立割据政权，川蜀之地，賨人李雄率领流民反晋，关中地区在气候突变和常年的战争中被破坏殆尽大量原居于雍州，并州地区的老百姓只能跑到冀州豫州地区乞讨求生，成群结队的流民无所生计，只能起兵造反，严重的动摇了司马越的统治。

鉴于东海王集团的无能，皇帝司马炽也开始了夺权的斗争，其夺权斗争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掌握中央禁军，并启用一些少壮派的将领，以此将禁卫军收拢到自己的麾下。禁军是西晋王朝最为依仗的精锐部队，战斗力冠绝天下，是西晋朝廷权威的保障。

凡是各地都督府无法对付的叛乱，如公元299年的齐万年叛乱和280年秃发树机能之乱，关中都督和凉州大军都无法应对的叛乱，全部在中央禁军（史*载“宿卫军”）的兵锋之下瓦解冰消。

八王之乱期间，从赵王司马伦到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只要是控制了洛阳朝廷，都要极力的拉拢禁军，确保自己可以代表朝廷权威。特别是八王中最为“公忠体国”长沙王司马乂，仅仅依靠量少而精良的禁军力抗关中、邺城两大都督府和豫州、扬州、沔北都督府各一部，近四十万大军的围攻。

虽然长沙王司马乂因东海王背叛偷袭，在战局彻底分出胜负前就终兵败身死，但洛阳宿卫军也避免因战局的延长而遭遇更大的损失。虽然成都王司马颖曾经对禁军中不服从自己的军官进行了清洗，但禁军主体依然得以保存。直到永嘉时期，禁军的规模和战斗力都得到了保存，这也就给司马炽提供了宝贵的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