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曾发在这里，但不知何时已经蒸发不见，今日重发）
自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文艺界一股妖风甚嚣尘上，并愈演愈烈。为了膜拜国民党军和西方军队的一长制，很多作品中，我军的师长、团长、连长等军事主官，被塑造成跟传说中的巴顿、韩复榘似的，个个霸气十足，一手遮天，说一不二，而与其相对应的政委、指导员等，则表现得要么跟穷酸的孔乙己似的，要么跟受气的小媳妇似的。比如《雪白血红》中演义的“中国巴顿”钟伟师长，面对与他意见相左的政委，便颇具巴顿风格地吼道：“我是师长，我说了算，哪个再说走，我就毙了他娘卖X的。”《亮剑》中的团长李云龙，则被刻画成一个家长式人物，带兵打仗老子我一个人说了算，而政委却更像是个只负责生活的司务长或主内的媳妇儿。《集结号》中的连长谷子地，更是将一个听见枪响吓得尿了裤子的逃兵拉来做了指导员，还说什么指导员吗，反正能当个人用就行。
这样表现的我军干部很新颖，很颠覆，很能征服那些无知的读者与观众，使之对如此充满巴顿式霸气的“钟伟”（是《雪白血红》中演义的钟伟，不是历史上真实的钟伟）、李云龙等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这样的男人才是真男人，才配做军人，才真实再现了八路的铁胆军魂。
政工干部出身的王震
历史果真如此吗？当然不。这只是无聊的意淫而已。这还不仅仅是失真的问题，而是一百八十度的满拧了。在这支以“党指挥枪”而有别于国民党军和西方军队的人民军队里，政工干部从来不是《亮剑》等剧所表现的那个样子。
1927年9月三湾改编后，首次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1928年6、7月间，红四军制定了《红军党代表工作大纲》，明确规定“党代表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工作的；是所属部队士兵与官长的领导，是负责部队管理与教育的首长”。看到这句话没有，“是所属部队士兵与官长的领导”，那也就是说，连的党代表不仅可以领导所属的士兵，也可以代表党领导连长，团的党代表、师的党代表同样也可以代表党领导团长、师长。1930年冬，《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颁布实施，该《条例(草案）》规定：“政治委员在与同级军事指挥员有争执时，政治委员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之权”。从这里可以看出，这时的政工干部已经完全凌驾于军事主官之上。就是从这个《条例（草案）》开始，战争年代长期执行的“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被确立下来。
1931年11月初召开的赣南会议上通过的《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中，更进一步突出了政治委员的权力，规定如果军事指挥员与政委发生争执，在未得上级指示以前，军事指挥员“须依政治委员的意见执行”，更加牢固地树立了“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在回忆与政委陈昌浩的关系时曾说过，“当时，政治委员是决定一切的，能擅自逮捕人、处罚人，对同级军事指挥员有监督权，搬的是苏联红军的一套做法，权力大的吓人哪！”在当年，可不仅仅是徐帅与陈昌浩之间是如此，一方面军的朱老总与毛政委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天王老子都不怕的贺老总与政委夏曦之间、闽浙军区司令员粟裕与政委刘英之间、红25军军长吴焕先与政委戴季英之间，又有哪一个不是政委说了算的？
政工干部出身的杨勇
到了抗战时期，这一规定有了部分的修改，但军事指挥员相比于同级的政治委员，权力与地位仍然略低。1938年12月颁布的《政治委员工作暂行条例》中规定：“在军事行政和作战指挥上军事指挥员负更重大的责任，但在军事指挥员有违犯了党的路线或不执行上级命令情况时政治委员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之权……”你看看，政委仍然可以有权力停止军事指挥员的命令。
历史上存在过的，未必就一定是合理的。应该承认，这样的规定，在保证了党指挥枪的同时，也造成政委权力过大和当其军事造诣与指挥能力不足时处置失当，导致作战行动失败的恶果，明显过“左”了。皖南事变突围时不是军长叶挺说了算而是政委（对内）项英说了算，冀中五一大扫荡八分区突围时不是司令员常德善说了算而是政委王远音说了算，都导致了失败，就是这一过左设置最为惨痛的教训。
就是因为这些教训，十八集团军于1942年10月，又一次将《政治委员工作条例》进行了修改，“政冶委员在与同级军事指挥员有争执时，除属于作战方面的行动由军事指挥员决定之外，其他由政治委员作最后决定……”在具体的战术问题上，最后的决定权转给了军事主官，其他的所有大小事情，不论军事的政治的，还是由政委拍板。这是一个进步，但总的来说，政治委员的权力仍然高于同级军事指挥员。
1947年2月，中断了多年的军队党委制开始逐渐在全军恢复执行。打这个时候起，凡是军中大事必须得经党委研究才能决定，而党委*一般是由政委兼任的。至于哪些事属于大事，不同的单位都有细则，可供操作。
在当时，有一项特别关键的、特别与旧军队不一样的地方，即当一项命令颁布时，必须有军事主官与政委同时签字才能生效，特别是在遇到有关部队开动、上级命令的贯彻执行、军队干部的调整、部队兵员的扩充与裁撤等敏感问题时，就更是得经过政委的点头，没有经过政委的同意是无效的，下边也是不会执行的。国军的万毅、高树勋、陈明仁等倒戈时，可以把部队整师整军整个兵团地拉出来，而共军的龚楚、邢仁甫等叛变时，一兵一卒也带不走，为啥？因为在中共军队中，关于部队开动和驻止这样的大事，不是“我是师长，我说了算。”
另外，在这支军队中，任何一个师长，他都没权力没胆量把政委“毙了他娘卖X的”，哪怕只是说说而已。相反，红军时期，倒是有师政委曾经把师长“毙了他娘卖X的”。
这当然不是说战争年代的军事指挥员就是政委的副手，不是说既然政委说了算军事指挥员就可有可无。不是的，至少多数情况下不是的。不错，确有政委一手遮天而弄得军事指挥员无事可做的情况，比如红军时期的高敬亭、刘英，新四军早期的项英、后期的饶漱石，都曾做得很过分。但这不是普遍现象，绝大多数八路军、新四军各级政治主官，都是支持、尊重军事指挥员，以树立他们在军事处置方面的权威的。
政工干部出身的叶飞
到了以运动战为主的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的军政双长制已经十分成熟。根据分工，在有关作战问题上，诸如部队开进与展开的实施、兵力和兵器的区分、主攻方向及突破口的选定、协同动作的组织、炮火的准备、通路的开辟、预备队的使用等问题上，是以师长、旅长等为主说了就算的。在以打仗为主的战争年代，军事指挥员也是有很多很出彩的重头戏的。可惜的是，这些年的所谓军事题材影视作品，要么就是满屏的脂粉，要么就是冗长的扯淡，抑或是“给我往死里打”、“老子跟你拼了”等李云龙式的军盲词汇以及旧石器时代打群架似的冲锋阵形，却极少甚至从没看到有关战术战法的表现，哪怕初级的、浅层次的表现也没有，更遑论合理运用了，使得本该军事指挥员出彩的戏份完全没能得到应有的表现。
战争年代，政工主官的权力一直略大于同级军事指挥员（军事指挥员同时兼任政委或有上一级党的职务者如彭德怀、林彪等除外），这也是我们在一些老电影中看到的为什么《铁道游击队》中的刘洪大队长、《回民支队》中的马本斋司令员等在关键的时刻要听政委的，为什么娘子军连中是洪常青说了算而不是连长说了算，这都是有根据的。
部队中同一级的军政主官什么时候开始平起平坐了呢？是在解放后。依笔者的考据，是在1954年4月15日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委员工作条例》中，才第一次明确规定：政委“和同级军事指挥员共同负责制定部队作战、训练、动员、供应和一切军事建设的计划，并在颁布的命令上签字；在紧急情况下遇有争执时，属于作战行动和军事工作的问题，由军事指挥员决定，属于政策性质和政治工作的问题，由政治委员决定，但均须同时报告上级首长。”直到这时，部队（分队）中的军政主官才算一般高了。
十七年老的文艺作品中，我军政工干部的形象很多，很正面，《红色娘子军》中的洪常青、《金沙江畔》中的金明、《暴风中的雄鹰》中的老刘、《东进序曲》中的黄秉光、《沙家浜》中的郭建光、《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东、《敌后武工队》中的魏强、《勐垅沙》中的江洪、《暴风骤雨》中的萧祥、《英雄儿女》中的王文清、《无名岛》中的王永智等，都是以第一主角出现，智勇兼备，文武双全，有血有肉。可这几十年的画风整个变了，电影里、电视剧里已经很少再能找到以政工干部作为第一主角的例子，有些影视剧中政工干部已经看不到，给忽略了，有些剧中虽然还有，也被塑造成酸腐的模样和懦弱的形象。而且，这种塑造法正在被越来越多地复制，几乎成为一个脸谱、一套公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