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空漫游2001》（1968）剧照。

事实上，尽管《仿生人》《神经漫游者》这样的赛博朋克作品往往被放置在反乌托邦作品的谱系中进行考察，被认为是《1984》这样作品的一种延展。然而倘若抛开「科技」「集权社会」等设定，整个二十世纪后期的科幻作品在行文风格与内在主题上都与这一谱系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其内部也存在着极强的分化。颇为吊诡的是，数十年后看来，最有力地指出后人类境况的并不是克拉克式的充满了各类科学设定的硬科幻，也不是阿西莫夫笔下横跨各个星域的宏大历史，而是断片式地聚焦于那些抽象社会中最为具体的人，看他们是如何面对世界的挤压与塑造，是逐渐变形还是与之相对抗的迪克与吉布森。

这似乎正暗示着，「后人类」问题并非简单的技术达尔文主义对人性的侵蚀问题，而更关乎人类与外部世界、人与物、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变迁。在此意义上，《银翼*手》中连绵的雨水与《太空漫游2001》中漆黑的石碑都成为了外部世界在人类眼中的符号投射。人们所感受到的不仅仅是被仿生人、AI所替代的恐惧，更是自己所生活的整个现代世界的日益冰冷、坚硬。于是「后人类」问题的实质便远远超出了生理学或技术意义上的对「人类」的替代，而更多体现为马克思与卢卡奇所说，人类在现代社会中的逐渐「异化」——就此而言，无论是基因编辑还是人工智能甚或是电影中张牙舞爪的「异形」，都不过是「异化」的一种物质体现，而绝非整个问题的关键所在。

《城堡》，[奥地利] 弗朗茨·卡夫卡 著，赵蓉恒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1月版

不妨这么说，整个赛博朋克传统乃至整个后人类问题域的核心便是对逐渐冰冷、抽象的现代世界的恐惧与反抗。如同PKD（菲利普·迪克）给短篇小说集《金人》所作前言，「我想写那些我爱的人，并将他们放入我头脑里想象出来的世界中，而不是放到我们实际生活的世界，因为我所存在的这个世界远未达到我的标准。那么，我应当降低我的标准，我应当跟大家合拍，我应当顺从现实。不，我从未顺从过现实。这就是科幻*事。」

每个现代人都经历着《城堡》中K的命运，「不喜欢」现存的世界，「可是只能这样做」。于是每当我们谈起「后人类」时，我们所说的绝非未来，而恰恰是过去，是一种怀念，是一桩悲剧，是一个无法返回的温柔世界，是一片可以踩踏的青绿草地，是那些爱与被爱的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未来正是过去的倒影，那个过往的世界中不仅存在着「真实的绵羊」，还存在着已经逐渐逝去的人性之光。归根结底，我们恐惧的并不是那些技术本身，而是失去一个替代性的世界的可能。

后人类的守门人，

我们需要跨领域沟通

后人类到底意味着什么？要争论这个问题，最好的时机可能就是现在。不要等到它所体现的思想列车稳稳地停下来之后，再用炸药来改变它们。——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在梳理了「后人类」问题的脉络后，一个问题浮现在我们面前：倘若早期的赛博朋克作品与后人类的相关讨论具有如此丰富的内涵，那么今日的后人类问题域何以逐渐收缩到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等为数不多的几个技术领域？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相关作品史与学科史的建构将对应的作品与学术讨论划入了专门范畴（如科幻文学、技术哲学）中，从而强化了其技术面向，掩藏了其中对整个现代抽象社会状况的反映。不过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早期科幻作品与学术讨论（尤其是赛博学）对后续研究的影响。恰如凯瑟琳·海勒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一书中所揭示的那样，早期的各种讨论，尤其是迪克、吉布森等人的科幻作品不仅想象了「后人类」的状况，更是直接框定了「后人类」的问题域。不妨这么说，如果没有《异形》与《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没有《神经漫游者》与《攻壳机动队》，那么在「人类」之后将只剩下一片弥赛亚般的虚空，除了抽象概念外，我们无法想象一种真实的名为「后人类」的存在。不仅如此，倘若失去了技术之外的历史与文化语境，在概念丛中不断演进并且直接在物质上形塑了「后人类」的诸多技术思潮也未必如期而至，「后人类」本身便就此消散在风中了。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美] N.凯瑟琳·海勒 著，刘宇清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6月版

然而塑造了「后人类」问题的诸多历史脉络却也成为了笼罩着问题本身的阴影。如前所述，今日的「后人类」问题更多关注着狭义的技术与人的关系，尤其在基因编辑、人工智能、赛博身体、数据监控等等方面大展拳脚，仿佛这些问题乃是「后人类」问题的根本所在，人类的确面临着数千年来的大变局。不过倘若深入到科学或是技术领域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在人文、社会科学学者那里常见的诸多判断并不成立：今日的技术虽然突飞猛进，但远比不上工业时代与二十世纪之初；今日的创新虽然无所不在，却也都是攀附商业的微小创新，真正改变人类的创造却尚未出现；今日的计算机领域虽然蓬勃发展，但最基础的数学、物理等学科却已遇到了瓶颈，数十年来未出现大的突破性进展。至于科幻作品中常见的「超级AI」「超级人类」等设定，如果是在技术意义上，恐怕离我们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攻壳机动队》（1995）片头剧照。

这绝非悲观的论调，无论是出版于世纪之处的《未来50年》

（The Next Fifty Years）

还是近来《大西洋月刊》

（The Atlantic）

对近百位物理学研究者的调查都同样证明了这一点：所谓近年来科技的突飞猛进，其实只是技术的进步，并未涉及科学的关键性进展，而越是远离基础科学与技术生产的人群，越容易在商业与媒体的运作之下夸大技术的进步。恰如安德鲁·阿伯特

（Andrew Abbott）

在《知识的未来》中所说：「我们所拥有的关于人类的信息显著地超过了任何关于存在着的非人类系统的信息。」当代不断膨胀的「知识」不再以外部世界为中心，而更多是关于人类自身。由此所谓的「革命性变化」也不过就是一场由来已久的渐进转型进程中的最新进展，这也正是近年来看似不断加速的技术革新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