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里的《抗战日报》旧址景观。冯晓磊 摄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通过网络看到了《抗战日报》影印版，随手一翻，便看到版面上注明“新华社电”的稿件不在少数，那是抄收延安发来的新闻电讯时留下的标记。这一抄收，等于每天把延安的气息和精神也抄收了过来。
部队前线炮火连天，报人后方笔墨助威。当了20年的新华人，看到这一幕，我自然感到亲切，更有从心底里升腾起来的敬意。这种敬意，既是作为同行对前辈战地记者不惧生死、记录历史的敬意，也是作为后人对生发那些报道的土地的敬意。
通过对这份报纸的深入阅读，我从中获得的关于那个时期忻州的信息越多，也就越发感动。
因为报社离忻州近，“近水楼台先得月”，《抗战日报》上大量记载了忻州各县抗战的消息。抗战胜利后改名《晋绥日报》，忻州仍然经常出现在版面上。
战争是残酷的，这种残酷首先体现在对一切存在之物的摧毁。1940年10月9日《抗战日报》第一版，就刊发过一篇触目惊心的报道，标题是《崞县敌寇大肆烧*刘家庄惨遭屠*者达二百余人》：
据忻县来人谈：靠近忻县边境之崞县五区刘家庄，我某部前曾在该逮捕伪“皇协军”五名，敌寇以此为借口，于九月十八日派兵百余，将该村包围，大肆烧*，我无辜民众惨遭屠*者达二百零四人，房屋被烧三百余间。该村总共仅有一百余户，因此虎口余生者，现尚逃避他方，不敢归还。其屠*之残酷，当地民众言之切齿。
这样的报道经常不忍卒读，但不读就无法知道什么叫灭绝人性。我们光是说出“宁武惨案”“崞阳惨案”“南怀化惨案”那一连串惨案的名字，就会脊背发凉。
英勇抗敌的消息也屡见报端。1941年9月24日，报纸的第三版就以《岢岚、神池两区长殉国》为题作了报道：
（岢岚讯）岢岚三区区长王增贞，于八月二十五日，带领工作团若干人，于第三沟村休息之际，突被敌骑兵五十余人包围，王区长即以步枪一支，掩护干部退却，不幸胸部中弹受伤，被敌以刺刀*死。行署已传令岢岚县政府从优抚恤其遗属。
（神池讯）神池第二区区长管镇南于上月八日，率部袭击神池南关，英勇殉职，除呈请上级表扬抚恤，并举行追悼大会。
因此，庆幸在这样一个偏僻之地，有《抗战日报》这样一位“大先生”，能够为我们留下这些文字，也让我们更清晰地触摸到脚下这片土地上发生过些什么。
事实上，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忻州很多地方已经成为较为稳固的根据地。河曲、偏关、保德、五寨的解放早于全国抗战胜利，神池、静乐、岢岚、五台、代县、繁峙、宁武、原平、定襄、忻县的解放早于新中国成立。
对于根据地而言，战争与和平交织，不会只是整天打仗，也包括对根据地的建设与治理。应该说，根据地的建设与治理同样是忻州党史上的精彩篇章。报纸上关于开荒种地、减租减息、夜校扫盲、文化演出、妇纺运动、表彰英雄等消息，为人们展现出一派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景象。
人是铁，饭是钢。在那个年代，开荒种地是能排到热榜上的大事。《抗战日报》上关于忻州开荒的消息换了一茬又一茬，隔上一段时间，还能以综合报道的方式登上延安《解放日报》。该报1945年6月21日第二版就刊登过《河曲保德大量劳动力到岢岚山开地备荒》一文，内容不长，全录如下：
（新华社晋西北十九日电）河保一带，过去经常发生旱灾，人民在长期与荒旱斗争中，积蓄了防旱备荒的经验。据有经验的老农说：防旱的首要方法是不管天下不下雨，竭尽一切方法生产。第一是开荒抢种，河保农民为了防旱，特地到岢岚山去开荒，因岢岚山多灌木林，气候较凉，下雨的机会也多，今年已有大量劳动力前往开地。第二，各种庄稼都要细心照顾，多锄草，多除虫，近水的地方，还要大批的种瓜，以备跌年成时食用。第三，为了保证收成不落空，一块地里可种二种庄稼，如在棉花地里寄种瓜，看雨量及出苗情形决定去留。此外，有枣树的地区，要注意培植枣树，将来可以枣糕炒面充饥。养羊的人家里多留母羊，羊奶也可维持生活。
那真的是一个劳动创造英雄的年代，报纸上经常刊登劳动英雄的光荣事迹，生产能手是成为劳动英雄的必备条件。1945年1月7日《抗战日报》第二版上，就刊登过宁武县劳动英雄张初元带领乡亲开展生产的报道：
（宁武讯）张初元村冬季生产蓬勃开展，并与冬学密切结合。以煤炭为中心，组织了七个小组，有六十八个人上窑，又组织了两座合作油房、五个榨油小组、六个运输队、十六个妇纺小组。这些生产组织之间，经常取得联系与帮助，煤窑的炭卖给油房，油房可供给煤窑灯油，运输队给煤窑运炭，给油房往外运油，往回换盐换棉花供给群众，供给妇女纺织，使大家都能得到利益，人人有利可图。跟着冬季生产的开展，又将生产组织转入了冬学，由于冬学不但不耽误冬季生产，反而推动了冬季生产，因而全村已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群众参与了冬学，在冬学中研究公粮条例，地雷的制造使用，纺织技术等，从冬学中提高了群众的生产情绪，窑工们提出：“宁叫炭等人，不叫人等炭。”提高了窑工们的出炭数目，油房、妇纺亦相继提出要提高生产量，全村四四七户人家中已有一三四户人家订定了冬季生产计划，每户要拾粪二十担、集柴六千斤，为了达到冬季生产五十万元的目标，个人与个人、小组与小组之间发动了竞赛。
窥一斑而知全豹。我想，不用再一一列举，就能够判断出，这些红色史料的价值非同一般。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些丰满、鲜活的细节呈现，世人对于那一段历史是没有深刻印记的，人们只能是在方志的宏观叙述里、亲历者遥远的追忆中，揣测过往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其实，从《抗战日报》到《晋绥日报》，仅仅是翻阅一下，从忻州大地上发生的那些令人振奋的变化中，我也分明捕捉到，胜利的号角愈加嘹亮，胜利的步伐不可阻挡。
8
从延安到西柏坡
一条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路
*等中央领导一行曾路经
忻州7县
留下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
西柏坡。源自网络
从延安到西柏坡，标志着党中央领导机关胜利完成了一次战略性的伟大转移。这一转移，仅从居住的条件来看，是从土窑洞搬进了土砖房，身不离土，但显然更加结实坚固，支撑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基础也越筑越牢。
从窑洞搬进砖房，有两个重要的过渡，一个是东渡黄河，一个是路居北方的四合院。如果说黄河永远是那般滔滔不绝的表达，那么四合院则是静静地储存记忆的容器。一动一静，把这条“进京赶考”之路、走向胜利之路映衬得波澜壮阔、意蕴悠长。
1948年春，*率领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曾路经忻州7个县，并在岢岚、神池、代县、繁峙、五台山5个地方居住过。如今，主席居住过的四合院早已辟成路居纪念馆。那些纪念馆，仿佛一个个巨大的磁铁，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们驻足停留，思索缅怀。
其实，早在1947年的4月中旬，刘少奇、朱德就率中央工委由延安出发，途经忻州的静乐、宁武、原平、五台，赶赴河北平山县，为党中央东迁选定西柏坡。深秋时节，解放军总参谋长叶剑英一行5人，则从西柏坡返晋绥边区途中，路经忻州的五台、代县、静乐。在这往来之间，我想，忻州与西柏坡一定早已相识，甚至彼此相知，当走过这一季的春暖花开，两个地方都迎来了更好的自己。
至此，有一个史实可以落笔，中央*处“五大*”*、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和开国十大元帅都曾踏上过忻州的土地。
五大*雕像。源自网络
无疑，忻州是走向胜利之路的重要节点。*从4月4日下午抵达岢岚县城，到4月12日下午离开五台山，历时八天七夜，不时停歇下来，与这里的人民、山水、土地展开对话。因而，这次行走是一次很认真的路经，一点也不潦草。正因为认真，那些路居馆并不巍峨高大，却能在人们心中高高矗立，成为党史上一座座不朽的丰碑。
路居忻州，岢岚是第一站，岢岚这个头开得好。一进路居馆大门，穿过窑洞形的门洞，院子里就是*的正面雕像，仿佛可以听见他操着湖南口音说那句话：“岢岚是个好地方。”如今，这句话已成了岢岚最深情又硬核的广告语。
岢岚县*路居馆。冯晓磊 摄
我到过岢岚路居馆，那是一个四合院，但与外界并不封闭，它的周围与农家乐小旅馆在一起，与羊肉一条街在一起，与市井烟火在一起，与人民大众在一起。在路居馆里，我看到一块竖立着的牌子，上写六个大字：“我们是一家人”。是啊，在岢岚人眼里，在忻州人眼里，在山西人眼里，*可能从未真的离去，就像街坊邻居一样，就像一家人一样。
从岢岚到五寨，再到神池，五寨并未留宿，像两句话之间的一个逗号。这个逗号，仿佛是历史有意埋下的一个伏笔。直到十几年后的1965年，当*唯一一次为自己的老部下、留守苏区英勇牺牲的五寨人赵宝成，亲自作证，批示追认，把丢失30多年一直未被承认的烈士身份给找回来时，仿佛才划上了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