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事件受到关注，必须站在整个的反公知运动的大背景之下理解这个事。我们要理解中国在21世纪以来，有一个民间自发的反公知运动，它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公知”成为一个贬义词，“公知”贬义化，其实是一个民间的反公知化运动的产物。
整体来看，这场反公知运动可以有三个阶段，而且这三个阶段有三个标志性人物，可以用“三方”来概括：方舟子、方方、蒋方舟，这“三方”恰恰能够代表反公知运动的三个阶段。他们是三大“公知”。
蒋方舟事件是反公知运动的一个新的阶段，或者说是反公知运动的深化。我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反公知运动。
先说一下蒋方舟事件是怎么回事，其实如果在几年前，这事儿其实也不是事，因为现在这个反公知运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所以这个才算是事儿，而且蒋方舟这个事情是几年前已经发生的，大概是2016年，日本外务省国际交流基金会资助一些中国学者，让他们去日本做访问学者，现在报出来是每月两万块钱左右，但是他们也有任务，写一些关于日本的东西。当然是说日本的好话，改善日本在中国人的形象。蒋方舟确实也拿人家钱出了一本书《东京一年》，其实这事情已经过去了，是17年，这已经是四五年前的事了。
只是日本外务省对基金有一个审计，把审计的报告公布出来了，公布在日本外务省的网站上，它里面就提到了资助中国的学者，一共有100多个人，点名了5个人，其中这个名气最大的就是蒋方舟，那么还有其他的4个人名气不是那么大。
网友发现了信息之后，就开始讨论，蒋拿日本的钱，写日本的好话，那这书所写内容的公正客观性就令人存疑。其实早几年这事儿不算事，受资助似乎也是很正常的。比如说到美国去留学，美国大学会给一些资助，似乎好像是很正常的，我们以前也不是很在乎，甚至说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一个光荣的事情。如果拿到了奖学金，我们会觉得是一个光荣的事情，是因为优秀，才获得资助。
为什么现在突然国内在舆论上对这个事儿就很反感了呢？
这就涉及到我们中国的大环境发生变化，现在的文化环境和四年前有本质的不同，我现在谈下反公知运动的三个阶段的问题。
从整个中国的文化环境上来看，我们已经进入了反公知运动的第三个阶段。
什么是公知？公知为什么会成为一个贬义词？
我们很讨厌公知，其实公知它的核心是崇拜西方，否定中国。以西方的标准来打压中国，西方就是正确的，中国就是错误的，这是公知的典型特征。
这种特征肯定西方否定中国，在我们中国是辛亥革命之后开始的，从新文化运动就全面西化，我们要回顾中国的公知历史，是从辛亥革命之后，把日本的文化引入中国的一个产物。
日本当时明治维新基本精神就是脱亚入欧，日本要脱亚，亚洲其实主要是中国，日本要摆脱中国的文化，全盘西化。
甲午海战之后，我们败给日本，那个时候中国开始把学习西方的对象转向了日本。
百百日维新，戊戌变法其实也是学日本，希望通过制度性的调整来让清朝强大。但是务虚变法失败之后，更刺激了激励了中国进一步向日本学习。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中国开始派年轻人到日本去留学，而且成为一个潮流，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波留学热，我们最早的留学热不是去西方欧美，而是去日本。
从1900年开始，到1906年是高潮，有数据记载，1900年之前时候大概二三百人左右，1906年留日学生达到8000人左右，是顶峰。
明治之前日本的传统文化，也是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日本学习中国已经有1000多年了，而中国留学生到日本留学是学习明治维新，脱亚入欧的文化，就是否定中国文化，然后全盘西化。
这些留学生学成之后把日本明治维新文化搬运到中国，就出现了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
辛亥革命是彻底否定中国的制度，新文化运动更彻底否定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历史。所以公知如果从起源上来看，是从辛亥革命之后出现的。
但是我们为什么不会觉得辛亥革命之后，民国这些人是公知？我们反而认为他们是“民国大师”。他们其实也具备公知属性，就是彻底否定中国的文化，全盘西化。
彻底否定中国，然后全盘西化，是一个很畸形的状态，它是不适合中国的，它的代表就是国民党。
国民党就是在这一波潮流学习日本的潮流之下的产物。国民党在日本成立，中国近代史上对西方崇拜最严重的时期就是民国时期，它并不适合中国的实际的，所以才出现了共产党。我们现在说共产党、国民党可能会停留于表面，认为国民党是资本主义路线，共产党是社会主义路线，这都是表面的东西。
最深层的东西是国民党其实是全盘西化的。而共产党它其实有两个阶段，早期的阶段它其实也是西化的，只是说的方向不一样，相对国民党走资本主义路线而言，早期共产党学苏联，讲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也是从西方来的，走的是西方化，崇拜苏联，以苏联为本位，一直到*成为领袖之前，共产党其实他也是西化的。
*对共产党的最大的贡献是理论联系实际。可以说共产党的真正的缔造者恰恰是*，如果没有*共产党成不了事的。*成为真正的领袖是从1935年遵义会议开始，才是共产党真正的开始。
理论联系实际就是反对西化的，反对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西化，理论联系实际要求西方的理论要服务于中国的实际，要以中国的实际为本位，而不是以西方的理论为本位。
所以它是对以辛亥革命之后的，国民党为代表的西化派的一个否定和纠正。
当然，*说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主要的指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它是包括辛亥革命以来，我们所引入的一切西方的理论，甭管你是什么理论，都要服从于中国实际。
并不是用西方理论来改造中国，而是来服务于中国，要以中国实际为本位，西方的理论只是一个服务者，所以理论联系实际它其实是对之前的盲目的崇拜西方的一个调整和纠正。
共产党最核心代表中国的，就是它在实践上，比如我们讲中国实际就是中国的文化。
辛亥革命之后，我们引入西方文化，在学术层是否定了中国文化，打到孔家店之类的东西，但是在实践层，并没有否定我们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核心，不是在学术层，而是在实践层。
我还要再反复的说看中国，我们一定要看学术线和实践线，中国社会它分成两层，一个是学术层，一个是实践层。
我们中国文化的它的基石是在实践，尤其是老百姓的基层的实践。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义理，简单地表达就是讲理，讲人心，我们的文明是基于义理的，基于心性的，老百姓讲做事要讲理，凭良心。而儒家讲四书五经也是讲义理的，也是讲亲情的，但并不是说四书五经讲义理讲心性，我们老百姓才知道这一点的。
而是先有老百姓讲理讲心性，然后才有四书五经的记载和流传。所以中国文化传承的基石是在老百姓这里，哪怕没有读书，也知道这个道理，就是要讲理要凭良心。
所以*说理论联系实际，要以中国的实际为本位，它其实就是在实践的层面是继承了中国文化的内核，就是义理、就是心性，包括在我们的政治的层面，也是继承了这种文化，我们的制度设计，就是基于尧舜之道的内核，孔孟所讲的“仁政”来设计的，就是以义理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治理的模式。
我叫它“义理政治”，尧舜之道就是义理政治，我们制度的它并不是一个空洞的说辞，它是有制度设计的，保证我们的政治是义理政治。《大学》讲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它不是空话，它是有制度保障的，我前面也谈了，这里不展开讲，总之当*说理论联系实际的时候，他其实是以中国的实际为本位，在实践的层面，是继承了我们的传统文化，继承了义理文化，心性文化，继承了我们的尧舜之道，心性文化依然是中国社会的内核。
无论是我们的政治制度，还是我们的经济的实践，我们的经济的形态，它的内核依然是义理，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一点，只有看到这一层才能够真正的看清中国，所以这个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区别所在。
共产党更代表中国传统，国民党是西化的，也可以讲国民党就是一个公知党，国民党的高层，都具备很强烈的公知属性，不适合中国的实际，所以国民党失败了。
共产党是代表中国实际的，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所以他成功了。这个是根本，所以我们要看清这一点，就是公知在辛亥革命之后就开始出现了。
共产党尤其是*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的层面，就是反公知的反西化的。在学术上其实没有做出突破。尽管说在实践上共产党是做到了继承我们的传统文化，但是在学术上，从辛亥革命以来，从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的学术范式依然是西化的。
我们全盘引入西方的学术以科学为中心，就形成了这套学术范式，也包括教育范式。这套范式一直到现在还在用，所以这就导致中国的整个社会是有分裂的，又是背离的，就是我们在学术上是西化的，在实践上是传统的。所以我们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我们越来越看看得很清楚，我们的学术和实践的背离是越来越严重。
这也是公知为什么成为贬义词的一个原因，因为公知的知识其实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是背离中国实际的。
那么，为什么公知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就有，只是到21世纪之后，公知才越来越贬义化，我们越来越讨厌他。
首先，国民党其实就是一个公知党，国共冲突也是一个反国民党，反公知性质的。
其次，中国当时的技术落后，经济落后，也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受西方的侵略，我们打不过他，就是因为我们的武器落后，技术落后，经济落后，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尤其是到甲午海战我们惨败给日本，有一种全民族的亡国灭种的恐惧感。
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快速的赶上，实现经济的崛起，技术的崛起。
关于对经济的崛起、技术的崛起有不同的理解。晚清是把技术经济和文化是分开的，所以叫“师夷长技以制夷”。我学习西方的技术，但是不学西方文化。但是在日本明治维新认为西方的文化先进，所以才有的技术和经济先进，所以它的一个必然的结论是要想实现经济的崛起，必须采用西方的文化。
我们因为受日本的影响，也采用这种逻辑，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所以因为我们的经济、技术非常落后的时候，我们对公知感觉没有太多的反感，只是觉得哪里不对，但是我们的感觉也是有道理的。
当我们的经济崛起和技术崛起之后，这个时候我们看西方就不羡慕他了。事实证明，中国的经济崛起和技术崛起恰恰并不是基于全盘西化实现的。
因为共产党要理论联系实际，我们坚持在实践的层面的自我，继承了传统文化，所以我们的制度模式，文化模式和西方是本质不同的，而且我们一直在很困难的时候坚守这一点，我们没有全盘西化。
中国的经济崛起、技术崛起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认为技术经济的发展完全是因为是西方文化的一个产物，你要想发展经济，要发展技术必须全盘西化，这种日本的明治维新的理解是错误的，中国的发展的事实就证明它是错误的。
我们现在看西方，看他的文化的层面，越看越觉得有问题，蛮夷属性凸显，尤其是新冠疫情以来，对中国和西方对疫情的控制的方式以及效果，是天壤之别。
这种对比让我们对中国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制度更加的有信心。我们是发自内心的认同自己，所以，相对而言我们就会看到有公知的贬义化愈来愈强烈的趋势，这是和下面两个现象并行的。
第一个现象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公知的贬义化开始出现。另外一个现象是文化自信，就是对我们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制度是越来越自信。我们不再像以前认为西方好，我们的不好。
注意，文化自信，经济崛起和公知贬义化，这三个现象是同时发生的，都是在21世纪开始。
我们中国经济崛起加速崛起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开始参与全球的市场，经济崛起在加速，因为没有任何人在国际经济的竞争力发展像中国的竞争力一样绝冠全球。
所以，进入21世纪之后，有三大现象是平行的出现了，一个是中国经济的崛起，第二个是文化自信开始，就是我们说向传统回归，包括国学热也是一种表现，第三个是必然的，就是讨厌公知，讨厌那种老是崇拜西方，然后否定中国的做法。
咱们中国人接受同样的教育，为什么有些人成为公知，有些人没有成为公知的，这就涉及到我前面讲的学术层和实践层的分裂的问题。
其实每一个中国人是受到两重的教育，第一重的教育就是学校的教育就是学术化的教育。那么学术化的教育学术的教育它是西化的，它是崇尚西方的，否定我们中国的。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接触接受另外一种教育，就是实践的教育，我们的家庭教育，我们的生活实践，包括我们的政治的实践，它是传统的。
这两重其实有矛盾的，学术层是西化的，实践层是传统的，学校教育是西化的，让你崇尚西方反对中国，但是实践会让你反对西方崇尚中国。一个人越融入到中国的实践，就会对这种学校的教育就会有一种纠正，就会不是那么崇尚西方，会热爱中国。通过实践来了解中国，会受第二次教育。
反之，成为公知的人，有个核心特征是游离于中国实践之外的。尽管说他是中国人，甚至说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甚至连出国都没有，但是他受到的教育是西化的，因为学校教育没有融入到中国的实践之中，所以我们会看公知最多的领域是作家，他们恰恰没有融入到中国的实践，没有参与到中国的实践，还有一些教授，因为他们一般都是上学，一直到博士，甚至说还要留出国留学，然后才能当教授，他没有参与到中国的世界，这是两大重灾区。还有一些媒体。总之，实践证明公知群体一般是大学教授比较多，作家比较多。
为什么说反公知运动，有三个阶段，方舟子、方方和蒋方舟他三个都是作家。第一个阶段我们看方舟子，方舟子号称是科普作家，芳芳和蒋方柱也都是作家，所以他们成为典型的公知。
方舟子他是科普派作家，其实就是携“科”自重，什么都是西方的好中国不行，尤其典型的他反对中医，在方舟子这个时代，还是处于反公知运动的第一个阶段。那个时候我们经济没有完全崛起，其实很多人还是很羡慕西方的，尤其是羡慕美国的，我们认为美国的技术发达，经济发达就是因为它的文化发达。所以我把它说成是个初级阶段，方舟子其实最初还是受到拥护的。
新冠疫情加速了我们的反公知运动。而且新冠疫情又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疫情只是中国严重时，西方还没有意识疫情爆发，这个时候涌现了方方，她鼓吹中国不好，指责我们防疫中一一些探索和失误，但是随着形势急转，随着西方开始爆发，美国欧洲失控之后，这样一比较，我们才知道中国的防疫工作做得有多么好，我们的那些失误简直就不叫失误。明显方方也是个公知，大家很讨厌她。
蒋方舟也是一样的，如果再早几年根本不是事儿，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提这个事儿，舆论要提这个事儿？
就是中国发生了变化，通过新冠疫情，中国对西方的认知发生了变化，对中国自己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更敏感，开始不容忍这种所谓的借学者之名，接受别人的资助，写一些否定中国崇尚西方的事情。
蒋方舟事件证明世界没有变，公知没有变，只是说中国变了，中国越来越不容忍这种公知了，越来越文化自信了，越来越讨厌西方了，当然也越来越来讨厌公知了，了解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这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