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保罗·霍尔特以“听音辨鸟”著称，观鸟时都携带录音设备（蔡小川 摄）

观鸟逐渐成为了一种大众休闲的方式。怀特能有空闲观鸟，是因为牧师的职业要求他要熟悉教区里的一切，他找到了一种工作和兴趣相结合的方式。而“休闲时间”的概念是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日益深入人心的。19世纪20到30年代，英国涌现出一批博物学社团，以供人们度过闲暇，鸟类就是和植物、昆虫相并列的主题。光学设备的更新和交通工具的演进，赋予观鸟者以工具。

还有一种“花园观鸟”的形式也从19世纪末流行起来——它的起因是英国遭遇了一次漫长的寒冬，报纸呼吁读者能在花园中给鸟准备些食物。由于这样能从自家房间就欣赏到鸟类取食的行为，很多人便在花园里永久设置了喂食器。两次世界大战并没能打消观鸟者的热情，反而给他们带来了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那就是作为军人被派驻到和平时期做梦都不会去到的地方，在那里发现异域鸟类。

然而观鸟绝不只是消遣这样简单，它从实践之日起就与鸟类学的发展相互交融。美国科学史家保罗·劳伦斯·法伯（Paul Lawrence Farber）将鸟类学的兴起时间定在1760到1850年之间，起点是法国人布里松的《鸟类学》一书的出版，终点则是到了19世纪中叶，世界上一批公认的鸟类学专家形成。他们共同研究一系列以分类为核心的问题，共享严谨的分类方法，并以构建完整的鸟类目录为目标。可以说，在鸟类学诞生之初，观鸟者和鸟类学家之间没有界限。像怀特那样形形色色的观鸟者，正是后来鸟类学家的先驱。

当专业和业余有了区隔，观鸟者便继续以“公民科学”的方式，加入到鸟类调查中，促进鸟类研究不断深入。“公民科学”（Citizen Science）是指公众参与的科学研究，包括非职业的科学家、科学爱好者和志愿者参与的科学活动。它的流行和鸟类研究有很大关系，至今发挥影响力最大的领域仍然是生物学和生态学等学科。对于鸟这样一种飞翔的生物，要探索它们迁徙和分布的规律，只能发动业余观鸟者去广泛记录。美国鸟类保护组织、奥杜邦协会的主席弗兰克·查普曼在1905年就说：“再没有其他任何科学分支，其中的专业人士与观鸟爱好者相比是如此寡不敌众。”1900年圣诞节，奥杜邦协会组织了第一届圣诞节鸟类统计活动，最初只有27位观鸟者参加。但发展到今天，参与人数达到5万人，遍及美国每一个州，可以统计到超过650种鸟类的状况。

在英国，公民参与鸟类调查始于1909年一份夏候鸟繁殖地图的制作出版。作者亚历山大兄弟都是鸟类学家。他们发现肯特郡某地夏天繁殖的鸟类具有很强的领域性，通过发动观鸟者调查，能够估算出每个鸟种每年繁殖的具体数量。意识到有必要把不断增长的观鸟者集结成一支强有力的科研队伍，其中的一位亚历山大和另外两位鸟类学家在1933年成立了“英国鸟类信托组织”（British Trust for Ornithology，简称BTO）。至今为止，BTO的工作重点都是鸟类数量和种群的调查。比如，每年都有“花园观鸟”日，全国市民把他们在自家花园里看到的鸟种和数目记下来。通过这些多年累计的数据就能了解英国常见鸟的活动，以及它们的分布变化。

在西方，观鸟作为一种休闲活动或者公民科学项目来提倡的结果，就是孩子们从小便对自然不隔膜。“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个孩子，是对野生动物没有兴趣的。”在北京观鸟的英国人唐瑞借用BBC自然类纪录片主持人大卫·爱登堡（David Attenborough）的名言来形容孩子和自然天生的亲近关系。唐瑞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在他10岁那年，参加了BTO组织的繁殖鸟种调查活动。作为志愿者，他在家附近一平方公里大小的地方做观测点，定期在那里观察和记下鸟种和数量。那些和观鸟有关的日子在他脑海中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也促使他选择和鸟类相关的职业。针对今天各国普遍存在的儿童与自然的疏离，他依然认为从观鸟入手来进行自然教育，是最好的一剂解药。

当中国人走向观鸟

首先在中国大陆进行观鸟活动的，就是像唐瑞这样的英国人。当英国的观鸟人群蔚为壮观时，他们把眼光投向了国外，开始了观鸟之旅。1985年，英国剑桥学者马丁·威廉姆斯（Martin Williams）最早来北戴河观鸟。几年后，英国人把北戴河打造成为国际观鸟胜地。

为什么是北戴河？1989年第一次来北戴河观鸟的英国人保罗·霍尔特（Paul Holt）告诉我，因为当年威廉姆斯来中国前，得到了一份丹麦鸟类学者于上世纪40年代在北戴河写下的鸟况报告，让他判断那是观察迁徙鸟类的好地方。1985年的那次北戴河之行果然没让威廉姆斯失望，他看到了652只过境的白鹤，接近世界种群数量的一半。而霍尔特第一次来北戴河也异常兴奋，他找到了北朱雀、黄腰柳莺、苇鹀等英国人梦寐以求的小鸟。他很快就发现中国这块未经观鸟者探索的处女地隐藏着更多惊喜，比如云南一个省就有900多种鸟，比整个欧洲、北美的数量都多。后来霍尔特干脆在中国定居下来，成为了一名带外国人在中国观鸟的职业鸟导。

上世纪80年代，由于英国观鸟者的到来，北戴河成为了国际观鸟胜地（视觉中国供图）

观鸟需要有闲暇和余裕，更要具备亲近自然的意愿。1992年，北京师范大学动物学副教授赵欣如曾在中国动物学会科普委员会的多次工作会议上，三次建议在全国开展观鸟的科普活动。由于条件未成熟，都未能如愿。1996年，一位常年关注环保议题的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汪永晨在美国第一次参加观鸟活动，觉得十分有趣，回国便向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提议如法复制。时任“自然之友”会长的梁从诫请来了首都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高武做指导。高武向我回忆，在进行一次鸟类知识讲座后，“十一”期间便带大家去了北京鹫峰国家森林公园。那天早晨下起了小雨，本来预订了两辆大车，结果来人只凑齐了一辆。“大家一上山就看到了腰腹橘红色的北红尾鸲，眼睛马上就被点亮了，顿时都兴致勃勃。”高武说，“那天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原来身边不止麻雀啊！’”民众性的观鸟活动也就从北京开始，逐渐扩散到全国。

现任《中国鸟类观察》杂志主编、朱雀会荣誉理事长的钟嘉就是最早一批观鸟者，她的经历就如同中国观鸟历史的缩影。因为做报社记者的缘故，钟嘉在1997年第一次跟随赵欣如，在北京的玉渊潭公园参加了这项新颖的活动。几乎每位观鸟者内心都有一种被吸引“入坑”的鸟类，钟嘉也不例外。玉渊潭水面上的绿头鸭并没有让她的内心产生任何波澜，而当她看到一行小……如同掌握水上轻功一般，轻盈地踏水而去，心中突然受到了触动。她形容那是一种好似梦中见过的感觉，又惊异于在城市之中，竟然有如此特殊的鸟类，于是便进入了观鸟的大门。

今天对于一位想要观鸟的人来说，最好的入门方法是跟随有经验的观鸟者一同去辨认和欣赏鸟类。但作为90年代末的先行者，钟嘉只能靠自己摸索。见到一种鸟而能知道名字，是观鸟的基础，由此可以了解关于这种鸟的更多信息，也能在生活中不断和“老朋友”打招呼。彼时，那本被观鸟人奉为“圣经”的《中国鸟类野外手册》尚未出版，钟嘉手里有一本《中国香港及华南鸟类野外手册》，里面的鸟虽然不能完全和华北地区对应，但其中画出鸟类的典型姿态，给了她很多参考。她还自己发明了用颜色和大小进行快速排除的方法。

一只红隼正在进食捕来的老鼠（IC PHOTO供图）

如今，钟嘉的足迹已经遍布全国的观鸟胜地。她更感兴趣的是去寻找一块属于自己的观鸟地。钟嘉带我来到了“坝河湿地”旧址。2003年春天，她在北京朝阳区坝河和东苇沟路交界处发现一小片水田，当时还属于附近的村庄。那里种着莲藕和茭白，田垄和渠背上，芦苇和各种杂草茂盛。钟嘉定睛一看，就有黑水鸡、黄苇鳽和池鹭等各种水鸟，断定是个看鸟的好地方。这样的观察持续了8年，钟嘉记录到超过80种野鸟，其中最精彩的莫过于看到一只多年都未曾在北京有过记录的彩鹬。这个色彩艳丽的家伙躲在一片比它小的荷叶下，却不知已经完全暴露在望远镜的视野中。2011年，这里成为了城市建筑用地，那些水鸟也不知所终。钟嘉为此痛哭了一场。

坝河湿地的消失，让钟嘉日益关注对鸟类栖息地的保护。“城市之中是否能留存‘荒地’，将它变成对鸟类有吸引力的空间呢？”这是钟嘉所在的朱雀会未来想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钟嘉最近“回归”的一处观鸟地，是机场附近一个已经停业的高尔夫球场，那曾是她的另一个观鸟“私藏”。钟嘉眼见着它从荒地变成了球场，昔日的观鸟地不再。现在，荒废的球场又拱手让给了鸟类，完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循环。

观鸟之道

观鸟并不拘泥于一种形式。工作之余，把目光投向窗外金银忍冬上蹦跳着的麻雀，从而获得了愉悦的放松，算是一种观鸟；像美国电影《观鸟大年》所展现的，不顾一切地追逐稀罕鸟类、以成为一位拥有最长鸟种名单的“推车儿”（推车，来自英文twitch，指观鸟追看罕见鸟的行为），也是一种观鸟；架设“长枪短炮”，在树林中苦苦等待，期待拍到一张绝好的鸟类照片，还算是观鸟。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中国的观鸟和拍鸟是两个有点对立的群体——纯粹的观鸟者偏年轻，拍鸟者则退休人员居多。观鸟者会指责有的拍鸟者为了引诱鸟类不择手段，或者根本不懂鸟就去拍鸟。其实，如果没有伤害到鸟类，拍鸟本身无可厚非，都属于观鸟的范畴。只是碰上一只鸟，先举望远镜还是先举相机，会成为一道难题。

虽然观鸟方式五花八门，但是掌握一些基本方法，总会让人更加舒畅地徜徉在鸟类世界。

北京师范大学动物学副教授赵欣如做了大量观鸟普及工作（蔡小川 摄）

这一天，我和赵欣如在北京师范大学一起观鸟。赵欣如长年在学校开设“中国观鸟”和“鸟类环志与保护”两个课程，培养起一批观鸟者以及年轻的鸟类学者。课程有一半的时间都在户外实践，校园就是观察的起点。如果从数量来看，北师大算是鸟况平淡的地方。赵欣如上学的80年代，全年能记录100多种鸟，现在能有30多种就不错。“学校的园林越来越以人的审美为中心，而不去考虑是否对野生鸟类有吸引力。本土原生植物被外来的奇花异草代替，鸟就不爱来了。”赵欣如喜欢在引导观鸟的同时，传递鸟和植物之间的依存关系。我们路过几棵白蜡树，它的树干和树枝曲折多姿，树上的果实是许多鸟的食物，鸟也成为传播种子的使者。可是由于白蜡树不如笔直的树木容易管理，又被视为树形不美观，栽种也就越来越少。

鸟种数量少，却正好方便新手去熟悉一个北方城市里的常见鸟类，像喜鹊、灰喜鹊、麻雀、珠颈斑鸠、乌鸫和白头鹎。在赵欣如眼中，没有什么“垃圾鸟”和“明星鸟”之分，任何鸟种都值得观看和琢磨。并且一年到头都能在校园观赏：繁殖期的求偶表演当然是极其精彩的——雄性的珠颈斑鸠会鼓起嗉囊，之后一飞冲天，再轻柔地划出一道弧线，落在雌性身边；在非繁殖期里，尤其是冰天雪地的冬天，赵欣如有时会被一只啄食冰凌的太平鸟吸引注意力，原来它在用这种方式解渴。

赵欣如示意我把望远镜对准一只喜鹊。喜鹊有什么好看的呢？观察形态和行为就是两个最基础的维度。喜鹊的长尾巴和两翼是黑色的，稍微等它换个角度，就能看到一种蓝绿的色泽。鸟类羽毛多姿多彩，正是色素色和结构色共同叠加的结果。喜鹊羽毛中周期排布的柱状气孔会让黑色的羽毛泛出金属光芒。又等了一会儿，我发现喜鹊嘴里衔着一根树枝飞向一棵毛白杨上的鹊巢。“喜鹊繁殖不是在春天吗？为什么现在就开始造巢了？”赵欣如向我解释，这叫象征性造巢。“深秋时节，雄喜鹊通过这个行为和雌喜鹊增进感情，稳定和配偶的关系。相当于告诉她婚期还早，但可以来看看未来的新房。实际上，你现在看到的巢可能是别的喜鹊的旧巢，明年它们的窝在哪里还不一定呢。”

形态和行为之外，聆听声音对于观鸟也必不可少。一方面，有些鸟种在外形上极其相似，利用鸣声来辨别是区分彼此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遇到行踪隐秘的鸟，或是身处植被茂密的地方，都可以靠倾听鸣声来定位寻找。

英国人霍尔特就是精通鸣声的高手，影响了不少中国的观鸟者。他每次观鸟，除了望远镜和单筒望远镜外，还另外负重五六公斤，带着集音罩、麦克风、功率放大器和录音机，就为了收集他以前可能没听过的某种叫声。尽管互联网上都有鸟类的鸣声素材，由各地网友上传，但霍尔特告诉我，鸟类鸣声太丰富了，对于某一鸟种，总是难以穷尽。“最基本的可以分为日常的鸣叫和求偶时的歌声。相互联络、地盘守卫、发出攻击、养育下一代等不同场景下，叫声都不一样。更何况同一种鸟的叫声还会有地域的差别，即所谓的方言。”每次收集的叫声，他都要在电脑里分门别类，并按照录音质量来进行评级。那些难以区分的鸟叫，他还会转成视觉化的声谱图进行比较。

正是经过如此积累，有2000多种鸟叫印刻在脑子里，霍尔特才达到了让人惊叹的“听音辨鸟”的程度。另一个清早，我和他去北京通州的大运河森林公园体验他例行的观鸟。霍尔特连看带听，记录了47种鸟。而几乎在同一时间身处公园的另一位资深鸟友，用肉眼观看，只记录到9种。霍尔特还帮助我找到了一只我期盼已久的普通翠鸟——经过他的提醒，我在运河边呼呼的北风声中，仔细分辨出一种类似自行车刹车时闸皮摩擦的“嘶嘶”声，时隐时现，非常微弱。最后终于在一片芦苇丛中看到了它，在一片枯黄色的背景下，翠鸟显得光芒四射。

注意过鸟类鸣声的观鸟者，会对人类的噪声异常敏感。黄瀚晨是经常向霍尔特请教声音问题的鸟友，他会反复聆听手机里储存的鸟鸣，既为温习特点，也为隔离城市噪声。他给我听了一段在北京近郊山里的录音，近处是两只活跃的冠纹柳莺，远处则是一只幼小的宝兴歌鸫。“我怀疑它正在‘效鸣’，也就是向周围的鸟学习鸣叫，以丰富自己求偶时的歌曲库。”多次播放后，他发现宝兴歌鸫最后突然出现了一段微小而华丽的鸣唱，非常有趣。

有研究表明，城市里的鸟类要比乡村鸟类叫声音量更大，因为要盖过噪声。这点很难通过聆听来感受。但黄瀚晨觉得在山里，他有时能录到长达十几分钟婉转动听、不被打断的鸟叫，这在城市当中绝不可能。他播放了一段最近比较得意的录音，是黄腹山雀和冠纹柳莺的鸣叫，伴着潺潺的流水。那一刻，周围嘈杂的咖啡馆仿佛消隐，让我们得以沉浸在自然当中。

微小但重要的力量

根据朱雀会在2018年进行的观鸟人群与观鸟组织调查，全国68家观鸟组织共计登记人数超过11万。青少年观鸟者和观鸟社团因为参与答卷较少，很多没有进入统计。如果估算上这部分，则观鸟人群大约超过14万，达到中国人口的万分之一。

对比仅一个英国皇家鸟类保护协会（RSPB）就有100多万会员的情况，中国的观鸟者人数还十分微小，但在参与“公民科学”的过程中已然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观鸟爱好者已经参与到对濒危鸟种的调查当中。作为一个全国观鸟组织的联合行动平台，朱雀会曾经连续三年发动各地组织，进行中华秋沙鸭的调查。钟嘉告诉我，中华秋沙鸭在东北和俄罗斯繁殖，越冬则集中在胡焕庸线以东的华东和华南地区，正好这些地方的观鸟组织也很发达。中华秋沙鸭是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外表有很强的辨识度，马上得到了各地组织的广泛响应。最后得到的结果，一是从不断增加的数量推导出中华秋沙鸭有稳定的繁殖，二是有效改善了它栖息地的环境。在湖北洈水，荆州观鸟会发现有中华秋沙鸭在那里越冬，但水面修有赛艇练习道，经过和相关部门商榷，最后拆除了。

观鸟爱好者极少能发现鸟类的新种，那需要结合标本采集和血液收集。但鸟友却在观鸟的过程中，不断贡献了省级、国家级的观鸟记录，改变以往鸟类学家对某种鸟类分布地的认知。好比一种嘴部合不起来的鸟，钳嘴鹤。在国内的第一次记录是一位中学生和其父母2005年在云南大理洱源西湖拍下的。英国动物学家马敬能（John Mackinnon）在上世纪90年代末第一次编写《中国鸟类野外手册》的时候，没有把它收进来。美国康乃尔大学就推出eBird鸟类数据开放平台，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鸟友都可上传观鸟结果。这都是学者们进一步研究鸟类分布地变化的参考。

观鸟爱好者还参加了对鸟类的保护。每年春秋的迁徙季节，都会有“鸟撞”发生，也就是鸟类看到玻璃反射出来的蓝天白云的影子，以为是周边的生境便一头撞上去，或者完全透明的玻璃，鸟类根本觉察不出它的存在。一些观鸟者报告的数据反映，迁徙的鸟比留鸟更容易撞上玻璃，也许是因为它们对环境更加陌生。针对“鸟撞”发生频繁的问题，江苏昆山杜克大学的学生们推动学校对一座“主凶”建筑做了玻璃改造——用成行成列的圆点分隔表面，告诉鸟类这里无法通过。不过这样的做法成本高昂，最有效的办法还是用有说服力的“鸟撞”报告，引起建筑开发商的重视，让他们意识到巨大的玻璃幕墙可能对鸟类并不友好。

对于有的人来说，从观鸟到成为鸟类“公民科学”项目的一员，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于另一些人来讲，可能永远都停留在对野鸟的驻足观赏。这些都没有关系。在博物学者杨雪泥看来，作为博物活动的一种形式，观鸟完全可以是“美好而无用的”。获得科学认知不是唯一的标准，也不能用是否为科学做出贡献来衡量。“观鸟这件事，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一种与自然对话的路径。”抬头欣赏一只鸟，并热爱这件事情，这比一切都重要。

（实习记者贾雨心、梁梓琳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