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业环境中研究人类行为有着丰富的传统。也许第一个在这个领域中迈出有意义的一步的人是 Frederick Winslow Taylor。“泰勒主义”，即其管理科学的概念，是关于理性规划，减少浪费，数据分析，以及标准化最佳实践。

利用这些技术，企业主对工人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压榨。Andrew Carnegie正是这些沉迷于提高工人生产力的企业主的代表之一。由于对1892年霍姆斯泰德工厂的罢工感到不满，于是他雇佣了一支私人警察部队，对罢工工人开枪。

Thorstein Veblen 是一位挪威裔美国经济学家，于1904年发表了他对管理科学从业者的开创性研究。他创造了一系列关于“机构”本质的见解，与其所使用的“技术”截然不同。这种区别是理解在机构内创造新技术的人所面临问题的一个很好的起点。

Veblen的“机构”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他们本质上是非动态的，他们抵制那些不利于等级结构中高层人士的变化。等级制度通过Veblen所说的“仪式性方面”来延续，传统的特权有助于提升决策者的地位。这是使该机构盈利的新技术工具和流程。但是，也可能会产生所谓的“虚假”工具，，因为它们具有使管理看起来或感觉良好的仪式性方面。

大萧条之后，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 Lewis Mumford 提出了“技术”具有双重性质的观点。多样性技术的发展涉及到结合了解决实际人类问题的技术的复杂框架；单一性技术的发展本身就是技术。

Mumford 认为，单一性技术会压迫人类。汽车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把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从公路上挤了出去，导致美国的高速公路每年都有大量的死亡人数。

当时的机构、公司和政府，Mumford 称之为巨型机器。Mumford说，巨型机器是由许多人组成的，每个人都在一个更大的官僚机构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他把这些人称为“伺服单位”。Mumford认为，对于这些人来说，工作的特殊性削弱了其反对来自领导层的可疑命令的心理障碍，因为每个人只负责机器总体目标的一个小方面。在一台巨型机器的顶端，坐着一个公司的接班人、独裁者或指挥官，他们被赋予了上帝般的属性。对此，他举了对埃及法老和苏联独裁者的个人崇拜为例。

Mumford说，仪式性的，虚假的，单一性的技术发展可能导致极其致命的巨型机器，就像纳粹战争机器一样。这种现象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将工作抽象为子任务和专业（如装配线工作、无线电通信）。同时，这种抽象化允许伺服单元在没有道德参与的情况下从事一些极端或令人发指的项目，因为它们只是更大的进程中的一个小步骤。Mumford 称这种机器中的伺服装置为“Eichmanns”。

20世纪初，福特主义，即Henry Ford的做法，对“管理科学”这个新潮的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福特主义的主要特点是：效率、专业化、大规模生产、合理的工时和更高的工资。

但是，当大萧条来临时，像福特这样的企业主解雇了数万名工人。工资下降了，但工作的惩罚性质仍然存在。

资本主义的弊端导致了一堆人一辈子的伤痛，但也催生了公司这种高效的组织，但是到了多年后的今天，996的抗议又出现了，我们应该悲伤，还是感恩？

明日预告：你的坚强就是你的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