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今天走进晋商们留下的豪门大宅，那高墙危楼、椽牙雕琢，是那么神秘莫测，仍然会让人吃惊于他们当年的殷实和富有。王家大院、乔家大院、渠家大院、曹家大院、常家大院……祁县、太谷、平遥、介休、灵石……一个个藏金窖银的大院星散其间，晋中的汾河两岸仿佛成为一条流淌白银的谷地。这就是晋商——俗称“西帮”商人的老巢。

300年前，在西向新疆、北往蒙古乃至西伯利亚广袤的草原和大漠上，庞大的驼队满载货物迤逦而行。伴随着大漠孤烟、长河落日，是西帮商人风尘仆仆的身影；300年前，从吴淞口晨曦中出海的商船到蒙古草原叮咚作响的驼铃，从呼伦贝尔的醋坊到贵州茅台的酒窖，从盐、粮、绸、铜、烟到木材、皮货、毛毯、玉石、药材、钟表，都是西帮商人操一口晋中官话在那里运筹经营；也是在300年前，欧亚大陆上，南起香港、加尔各答，北到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至大坂、长琦、仁川，西到伊犁、喀什、阿拉伯国家，都留下广西帮商人的足迹。

山西的票号更为惊人，就说那个由平遥日升昌掌柜雷履泰首创的，经营金融业务的票号，信局，到光绪年间已经达到33家，分号有 400处之多，业务辐射面东起日本、西至阿拉伯、北起俄罗斯、南到新加坡。当时山西的票号已经基本垄断了全国的汇兑业务，到如日中天的地步，白银汇兑业务达到2200万两。金太谷、银祁县，实际上成为大清国的财政部。即使如此，那些藏金窖银的深宅大院却并没有因富有而张狂，它通常是神秘的而绝不是霸道。看不到收租院里乞苦告饶的交租人；听不到因抵债而被迫出卖自己或儿女的悲泣。在老百姓口口相传的故事里，我们听到的却是“老掌柜”们大赔大赚的商业气度和商号谨严的“号规”。据说，订立这些号规的是明末清初太原的朱衣道人傅山先生。

明末清初的时候，科举考试日益黑暗，“老醯儿”们再无心官场，而是大力向经商靠拢。清雍正皇帝就发现山西开始形成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老醯儿”的子弟们首先经商、其次是从军、最后才是进学。这种起自于民间的理念，对于封建王朝专制秩序的瓦解力量是非常巨大的。它导致了晋商耸动海内，独领风*数百年执全国金融之牛耳的结局，同时，它也一步步动摇着专制统治的根基。

追寻许久，我发现从晋商里面很难找到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比方“徽商”有胡雪岩；南方商人有虞洽卿，甚至于《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与其说，晋商留下来的是一个个豪门巨族，不如说晋商是一个群体，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兴盛与衰落在长阶段的历史中，已经显得不是那么太重要，重要的是，由这个群体形成的商业传统和理财观念，是一股强劲的力量，矗立于今天每一个山西人的人生背景之上。

在这个群体的影响之下，才有了孔祥熙从一个太谷天主教堂唱诗班的信徒，一步步成为执掌全国财政大权的金融巨头；才有了从五台县那个小买卖人家出身的“万喜子”阎锡山，把山西省这一桩“大买卖”做成30年代中期全国的“模范省”。就是为世人所诟病的山西窄轨铁路，要按照经济学原理来判断，也是一个成本核算极其合理的项目。

新中国第一批财政专家同样产生在山西。第一任财政部长薄一波、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南汉宸，这样的巧合，不能不说与山西深厚的商业传统有某种关联。就连今天的人民币上“中国人民银行”和“壹”“贰”“伍”“拾”“元”“角”“分”几个字也是出自一个叫做马文尉的山西阳曲人之手。

作者：鲁顺民，来源：太原道，在此致谢！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