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灭佛的主要原因在于：自唐朝立国以来，唐代帝王都对佛教以极高礼遇和大力提倡，甚至给予免税、免徭役的福利，至唐中叶，汉传佛教各个宗派得以扩张，而私度之钱通常归于寺庙与地方政府所有，造成有些寺庙招揽了许多比丘与比丘尼。当时有很多男性为了逃避赋役而出家为僧，导致僧人越来越多，造成社会与国安问题。而又因为寺庙的土地不用纳税，僧人仰赖百姓供养，逐渐侵蚀到唐朝中央政府统治的税收。

会昌二年（842年），武宗在道士赵归真等的劝说下，令天下僧尼中犯罪和不能持戒者尽皆还俗，行咒术、妖术等者同禁，私人财产全部“充入两税、徭役”，仅西京长安一地就有3,459人还俗，而佛寺仅留慈恩、荐福、西明、庄严四寺。会昌四年七月，敕令毁拆天下凡房屋不满二百间、没有前代御匾的一切寺院、兰若、佛堂等，命其僧尼全部还俗。

会昌五年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又令勘检所有寺院及其所属僧尼、财产之数。四月，下敕灭佛，规定洛阳、长安二京可保留2寺，每寺留10人，其余节度使的首府共34州留1寺，其他刺史所在州不得留寺。其他寺庙全部摧毁，僧尼皆令还俗，所有废寺铜铸的佛像、钟磬全部销熔铸钱，铁铸的交本州销铸为农具。到当年八月，“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山西五台山的还俗僧“多亡奔幽州”，李德裕召见幽州镇驻京人员说：“五台僧为将，必不如幽州将；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为虚取容纳之名，染于人口。”幽州节度使张仲武配合朝廷说：“有游僧入境，则斩之。”

这一运动持续至唐武宗会昌六年，唐武宗逝世，唐宣宗即位，宣宗诏令重尊佛教，自此运动结束。

龙门石窟在这一背景下，被大规模毁灭，但是今日所见之龙门，唐代皇家佛龛仍保留众多，个人认为系唐武宗政治考量，毕竟如奉先寺、看经寺等均系唐代前期帝王个人出资所建功德寺，作为后辈的武宗，不可能全盘否定。

第二时期：1930年—1940年间，民国时期的民间盗毁。

这一时期的盗毁，以来自日本、美国的境外文物贩子为主，民间盗窃为辅。

龙门石窟著名的《帝后礼佛图》被盗凿的时间，即在这一时期。且《帝后礼佛图》的被盗，震惊中外，直至今日，洛城人提起此事，仍不免惋惜。

参与盗凿《帝后礼佛图》的有河南省偃师县杨沟村石匠王光喜、王水、王惠成三人。此三人按北平古玩商岳彬和当时的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东方部主任普爱伦先生（此人1925年去敦煌剥壁画不成，才转向龙门下手）签订的秘密合同，由洛阳东关的古玩商马龙图出面，勾结偃师杨沟村的伪保长王梦林、该村土匪王东立、王毛、王魁等人，持枪胁迫石匠们秘密进行盗凿。3名石匠借着微弱的手电筒亮光，对着照片打凿的。据王光喜后来交代说，常去的有3个人，主要工作是凿宾阳洞北壁下面的身子，按凿的多少收钱。据3名石匠交代，他们盗凿浮雕的时候，先把头凿下，再凿其他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