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次投融资体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在健康、教育、道路、电力等方面的资金缺口每年约为2.6万亿美元。新冠疫情令发展中国家融资难题更加凸显。
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开拓多元化、多层次融资渠道，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输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中国开发性和政策性银行及商业金融机构，与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机构以及国际和本地金融机构积极合作，形成透明、高效、互利的共建“一带一路”投融资朋友圈。
在西非规模最大商港加纳特马港扩建项目中，世界银行集团下属国际金融公司（IFC）和中国银行密切合作。中国银行汲取了IFC深耕西非市场多年的经验，同时也为银团筹组工作的顺利完成提供有力支撑。加纳政府也在不加重财政负担的条件下获得项目建设资金，推动了经济增长。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综合效益持续显现，越来越多的国际金融机构加入其中。汇丰、花旗、渣打银行专门设立“一带一路”工作组，并加入了“一带一路”银行间常态化合作机制（BRBR）。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克里·布朗认为，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的运作方式没有固定模式,具有充分的灵活性。[18]这一点在共建“一带一路”投融资合作中得到生动体现。
第三方市场合作模式
共建“一带一路”首创第三方市场合作模式，为不同发展阶段国家搭建合作平台，致力于实现“1 1 1＞3”的合作效果。
中法第三方市场合作起步于2015年，喀麦隆克里比深水港项目是其中的代表案例。中国港湾、法国博洛雷集团、法国达飞海运集团和喀麦隆当地企业共同组建克里比集装箱码头运营公司，联合运营港口一期。深水港关税收入从2019年约126万美元飙升至2021年约2.5亿美元。截至2022年3月31日，喀麦隆53%的集装箱运输经由克里比集装箱码头。2022年2月，中法达成第三方市场合作第四轮示范项目清单，包括基础设施、环保、新能源等领域7个项目，总金额超过17亿美元，合作区域涉及非洲、中东欧等地。
第三方市场合作并不拘泥于“三方”。中缅天然气管道项目由中国石油、韩国浦项制铁大宇公司、印度石油海外公司、缅甸油气公司、韩国燃气公司、印度燃气公司“四国六方”共同出资建设，各方实现互补增益。目前，我国与法国、新加坡等14个国家签署了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
2.4 开拓新兴领域：健康、绿色、数字、创新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愈发严峻的环境压力、日益澎湃的新工业革命浪潮，共建“一带一路”不断调整丰富合作内容，将建设“健康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创新丝绸之路”作为重点开拓的新领域。
健康合作，守护生命安全
中国积极推动“健康丝绸之路”建设，2023年是中国援外医疗队派遣60周年。60年来，中国向全球76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派出了3万人次中国医疗队队员，诊治患者超过2.9亿人次。同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积极推动中医药中心建设，开展草药种植及加工合作，守护人民“健康”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目标。
在全球抗击新冠疫情的关键时刻，中国多次呼吁打造“健康丝绸之路”，提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同31个国家一道发起“一带一路”疫苗合作伙伴关系倡议。危机面前，共建“一带一路”呈现出强大韧性与澎湃活力，为各国抗击疫情、恢复经济、改善民生注入宝贵力量。
绿色转型，迈向“碳中和”
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数据显示，从2014年到2020年，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中可再生能源投资占比大幅提升近40%，超过化石能源投资。近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将生态因素纳入贸易和投资战略，加强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金融等领域合作，助力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
“地中海之心”马耳他的能源结构曾以重油为主。矗立在马萨施洛克海滨的德利马拉电站排出浓浓黑烟，在附近的柠檬上落下斑斑黑点。上海电力加入后，将重油机组改造成天然气和轻油双燃料机组。中方还与马耳他政府合作，在戈佐岛打造欧盟第一个试点“零碳岛”。双方还携手开拓第三方市场，在黑山共和国建设莫祖拉风电站，每年可提供1.12亿度清洁电能，减少9.5万吨温室气体排放。
绿色丝绸之路建设，一方面聚焦可再生能源项目，助力共建国家能源供应向高效、清洁、多样化方向转型；另一方面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绿色化，在项目建设运营过程中注重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肯尼亚内马铁路专门建设6.5公里大桥穿越内罗毕国家公园，保护野生动物迁徙通道。阿联酋迪拜哈斯彦清洁燃煤电站项目聘请专业珊瑚移植团队将施工区近2.9万株珊瑚移植至邻近水域，据阿联酋海洋环境组织主席阿里·萨格尔介绍，珊瑚目前“很安全”，海滩上鹰嘴海龟数量也在增长。
数字赋能，拥抱新工业革命
数字丝绸之路在世界不断延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创造了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协同发展的新机遇。中菲4G/5G通信基站项目使菲律宾成为东南亚首个开通5G网络的国家；中非合作建设的无线站点及高速移动宽带网络帮助非洲600万家庭实现宽带上网。从巴基斯坦的港口运营到缅甸的土地规划再到文莱的智慧旅游，北斗卫星系统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赋能。
从数字基建到数字产业化，再到产业数字化，“数字丝绸之路”推动共建国家搭上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发展新快车。2017年，中国与6国共同发起《“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截至2022年底，中国已与17个国家签署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合作谅解备忘录，与1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关于加强数字经济领域投资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创新驱动，加强科技交流合作
创新是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不但孕育着健康、绿色、数字等新兴经济，也贯穿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2017年共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启动，中国与共建国家在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合作、技术转移等方面开展合作，共同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截至2021年4月，中国科技部共支持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联合研究项目1118项；在30个共建国家启动建设了33家“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与共建国家联合建立了31个双边或多边国际技术转移中心。[19]
共建“一带一路”10年来，致力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科技发展环境，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联动、基地平台搭建等方面交流合作，助力共建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创新驱动发展能力的提升，近年来更加强在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建设、数字经济、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合作，促进科技与产业、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推动更广泛地共享科技创新带来的发展新机遇。共建“创新丝绸之路”正驶入快车道。
第三章 “一带一路”发展学的理论逻辑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释放各国发展潜力，实现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20]
——*
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的，“21世纪的今天依然重复着19世纪上演过的资本收益率超过产出与收入增长率的剧情”。[21]如何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让更多民众、更多国家发展的果实，是21世纪的最大发展课题。
“一带一路”发展学是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理念和高质量共建的实践经验为基础，以促进全球共同发展为主要目标的国际合作理论。其基本要义是：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以尊重各国制度、文化多样性为前提，遵循互利共赢、以人为本两大价值坐标，通过对政府、资本、社会、生态四大发展要素定位和功能的再优化，实现发展资源更加有效公平的配置，助力参与方获得更多进入市场、发展产业、改善民生的机会，推动全球发展，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其中，以“联通”（Connection）、“赋能”（Enablement）、“协同”（Coordination）为动力支撑的发展动力模型（CEC发展动力模型）是“一带一路”发展学的核心内容。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直建议政策制定者减少对公共领域、实体经济和基础设施领域的干预，将发展私营部门和政府机构改革列为优先方向。这一发展模式并未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取得预想成效。CEC发展动力模型对基础设施、产业发展以及政府作用的重视，与国际经济学界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反思形成了呼应。
3.1 CEC发展动力模型
CEC发展动力模型，致力于解决全球发展两大关键问题——增长动力不足与发展持续失衡。其中，“联通”是“牵引器”，通过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主的“联通”，为更多国家拓宽进入世界市场的大门，在全球范围带动经济要素自由流通。“赋能”是“核心处理器”，在“联通”基础上，通过以产业合作为主的“赋能”，助力发展中国家重塑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更好参与国际分工，同时实现全球生产链价值链的优化与重塑。“协同”是“加速器”，通过以政府间合作、规则标准对接为主的“协同”，推动“联通”与“赋能”进程，增进合作效能，形成联动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