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瓜是葫芦科南瓜属一年生蔓生性草本植物，在中国具有悠久的种植历史和广泛的栽培范围。南瓜来自美洲大陆，在四五百年间里，它以味甘适口、易于种植、不与主粮争地、不碍农忙且产量颇丰的巨大优势，如同其茎蔓一般，四处攀延，迅速深入到中国的绝大多数角落。从城市庭院的亭台楼角到乡村农舍的房前屋后，往往不难发现它们的身影。作为粮食的替代物，南瓜曾经在中国人的餐桌上占据重要位置。尤其遭遇饥荒岁月，南瓜更是能使芸芸众生免除饿殍之苦的救命之物。但对于这种神奇的农作物，我们往往因为对它“太熟悉”反而认识隔膜。为此，李昕升著《中国南瓜史》（下称“李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认识南瓜“前世今生”的机会。该书围绕南瓜的起源与传播、品种资源、名称考释以及在中国引种的时间与路线、推广的过程、生产加工利用技术的发展，探讨南瓜这一外来物种在中国的本土化历程。
南瓜在中国的传播史
南瓜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后，由西方殖民者最先引种到欧洲，然后由欧洲转入亚洲，进而在亚洲得到广泛种植。但受《本草纲目》中“南瓜，种出南番，转入闽、浙”记载的影响，民国年间曾有学者认为其出自“南番”，即亚洲南部。但事实上，与美洲不同，迄今为止在亚洲南部尚未发现有野生南瓜、史前遗存出现，证明至迟在三千年前美洲地区即开始种植南瓜。随着地理大发现步伐的加快，南瓜被引入欧洲，开启了它的欧亚之旅，并在明代嘉靖年间经东南海路和西南陆路传入中国。
对于历史的价值，美国学者帕特里克·格里曾指出，“历史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历史不仅复原了它的对象，更创造了它的对象”。而考释南瓜名称的变化源流，既是对其历史的重要复原性工作，也是探讨它本土化的重要前提。《本草纲目》中“南瓜，种出南番”，是目前所知对于南瓜称谓的最早由来。但南瓜进入中土之后，各地命名不同，人们根据南瓜的某种特征并结合描摹、谐音、方言等，使南瓜具有了近百种不同的称谓。例如“番瓜”“倭瓜”“方瓜”“饭瓜”等。各地根据语言习惯、理解认识差异，使南瓜拥有了眼花缭乱的本土化名称。例如有的地方称之为“王瓜”，意为瓜形较大，故为“瓜中之王”；有误以为来自日本，故名曰“倭瓜”；有因其形状为圆形、象征团圆，则以“福瓜”称之等。李著通过考释南瓜在各地的名称由来与沿革，使读者更好地认识它在中国的传播史及其本土化特征。从“本土化”的视角来看外来物种的发展变迁，这一研究思路与史学界颇为流行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研究理路颇有暗合之处。为了立体、多维地展现南瓜的本土化进路，李著巧妙地选取了“推广”“技术”和“文化”三个维度来分析这一问题。
南瓜的本土化进程
首先是推广本土化。南瓜引入中国后，迅速在全国推广，从沿海到内地，从湿热的南方到干燥的北方，从高原到盆地，都可以见到南瓜这一神奇作物的身影（空间）；自从明代中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南瓜都在广大民众的食谱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时间）。李著在阅读大量地方志的基础上，梳理出了南瓜在各省区引种与推广的路线，以东南沿海为例，明代南瓜主要集中在沿海府县，并开始逐步向相对内陆的地区推广；清代南瓜在该地区的推广更为迅速，其栽培区已覆盖了东南沿海大部分区域，基本形成了南瓜连片栽培的主产区。其他省区的情况与此类似。可见，南瓜在明代基本完成了的各省的引种过程，并经历清代与民国时期的广泛普及，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达到鼎盛，最终奠定了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南瓜生产国的地位。
其次是技术本土化。这里的“技术”主要是指南瓜的栽培、生产和加工利用技术。在栽培、生产技术方面，南瓜传入中国之初并无种植先例可循，而是经过一代代种植人的长期摸索与积累，使南瓜适应中国本土的栽培与生产技术。在明清时期的地方志或农书中大量关于南瓜的栽培技术记载，涉及播种育苗、定植、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与采收等。直至清代，中国的南瓜栽培技术基本成熟。但随着近代农学的发展，民国以后南瓜生产技术迅速提高，特别是在选种育种、播种育苗、病虫害防治等方面，逐渐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晚清以来西学东渐趋向的加强，使此时期的南瓜生产技术呈现中西合璧的特征。因此，民国时期以后南瓜栽培生产技术空前提高，既是近代农学的传入与科技工作者辛勤努力的结果，又与明清时期中国本土积累的南瓜生产技术经验息息相关。
第三是文化本土化。颇为称道的是，作为一部农史著作，李著并未简单地就“农”论“农”，而是吸收文化学相关理论，深入挖掘明清以来南瓜在中国普遍种植、加工、利用的文化内涵，进而提出“南瓜文化本土化”这一概念。数百年的南瓜种植与利用史，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南瓜文化。这一根源于饮食的文化形态，借助南瓜民俗、南瓜文学以及南瓜精神，最终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例如在革命年代，“红米饭，南瓜汤”歌谣体现了艰苦奋斗的大无畏精神，南瓜被赋予了独特的抗争寓意；各地的南瓜节成为民俗文化和农业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南瓜独特的外形与颜色，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观赏休闲文化；以南瓜为命名依据的名称文化，使其蕴含了历史学、语言学和修辞学原理。例如以南瓜蒂形容官印（政治权力）、以南瓜为地理取名；以“大面瓜”嘲讽人缺乏灵巧……总之，南瓜已融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外来物种的文化本土化形成的文化融合，是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不少国人竟不知南瓜为域外物种，而将其视为中国本土培育的一种农作物。南瓜文化的这种本土化趋向，在明清时期逐步孕育，到民国时期达到高峰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延续至今。
可以说，深刻认识“推广”“技术”与“文化”三个维度的南瓜本土化，是理解数百年来南瓜在中国历史变迁的一把钥匙。然而，李著并未简单止步于对南瓜本土化的研究，而是继续追问这种本土化之所以数百年来经久不衰的内在动因，即自然生态因素和社会因素。正是这两大力量的相互交织，最终成为推动南瓜在中国本土化的重要力量。自然生态因素是南瓜之所以在中国顺利引种和本土化的首要前提。例如中国的气候环境和地理条件，十分适应南瓜的生长发育；而南瓜性甘温、嫩瓜味道鲜美而老瓜肥厚甘甜，低脂肪且高纤维，很快成为广受人们喜爱的日常食物。相反，作为同样从美洲而来的玉米，因人们对其口味适应较慢，尽管它在十六世纪就已经传入西南地区，但在十八世纪依然没有在该地得到广泛传播。在社会因素方面，救灾、移民、对夏季蔬菜的强烈需求以及南瓜自身的经济优势，也是推动南瓜本土化的重要动因。
从题目和内容上来看，李著可以算得上是一部视野宏大的农史/物质文化史著作。但从研究对象来看，选择“南瓜”这一具体而微的题目，其内在理路又与20世纪七十年代意大利史学家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等提出的“微观史学”颇有暗合之处。所谓微观史学，主要是指研究历史进程中的微小对象，并以此为基础阐释其与群体、周围环境关系的历史研究理论与范式。在这种理论影响下，产生了一大批深具启发性的史学名著，例如《乳酪与蛆虫》《屠猫记》《蒙塔尤》等。李著以南瓜这一农作物为微观研究对象，反观明清以降社会经济结构、社会文化、医学科技等领域的巨大变迁，这些都生动地展示了这本书自身应有的学术价值。
（作者何志明，系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