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都基于广泛而必要的现实基础，对于侠义文化而言，国家间的战乱是最合理的现实条件。在中国原始社会，先民们只需要用力量与野兽搏斗即可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

然而到了封建王国阶段，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斗争逐渐成为生存核心。散乱、无章法的武力行为不再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他们开始培养一批善用兵刃的武士，以应对国家间残酷的战争。

《庄子·说剑》记载:“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已至。”(大意:用剑的要诀是，先故意暴露弱点，再引诱敌方攻击，等待敌方出手，就可以后发制人)可见，春秋战国时期兵刃已经受到重视，并随之产生武术理论的萌芽。

此后，一部分民间的习武人士乐于使用武力襄助弱者，慢慢脱离统治阶级而存在，称作“侠”。不妨说，国家战乱导致民间失去庇护，“侠”之出现乃基于迫切的现实需要。

中国的“侠”文化历史悠久，“侠”最早见于春秋战国时期《韩非子·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司马迁《史记》中对侠界定为:“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金庸在《神雕侠侣》中提到:“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侠义精神的文化基础主要是儒家文化和墨家文化。其中，儒家文化强调“舍生取义”“仁者爱人”等价值，为侠义精神增添了丰富的人文内涵;墨家文化则强调“精通技艺”“恪守信义”“兼爱非攻”等价值，为侠义精神增添了内在的人道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