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 钊
程门立雪的典故广为人知，杨时和游酢在大雪中伫立的形象给中华民族几千年尊师重道的传统塑造了一个榜样。虞云国的新作《立雪散记》，从书名便可得知是对其先师的追忆以及治学之道的感悟。
虞云国作为当代宋史大家，曾先后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还著有《细说宋朝》《宋代台谏制度研究》等重要宋史作品，在宋史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其治史态度之严谨，在这些作品中均有体现。虞云国遵循“言必有据”的治史原则，对史料的熟悉程度到了如数家珍的境界。除此之外，更让人佩服的是他端正的历史观，无论是对宋朝还是辽、西夏、金元这些少数民族政权都一视同仁，完全没有拘泥于所谓的正统思想，而是作出了客观公允的评价。通过《立雪散记》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虞云国严谨客观的治史态度正是深受其师程应镠的影响。
程应镠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与历史学科当之无愧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亦是虞云国的恩师和领路人。《立雪散记》正是虞云国以追忆程应镠的人格魅力与著述经历为主，结合自己在先师指导下的心得体会，并收录了诸多相关人物的手稿和书信，对立雪程门的经历做了一番生动的回望，让读者在了解程应镠毕生投身于治史和教书育人的同时，也能收获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感悟。程应镠作为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历史教育家，始终遵循着一个重要的治史理念，概括起来就是“强调材料，重视理论，讲究文字”。对此，他作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如果将史料基础喻为骨肉，理论修养譬为魂魄，文字表达则是仪貌，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些就是本书第一辑的主要内容。
具体说来，程应镠强调扎实的史料功夫，因为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但他却不主张仅仅以罗列史料为能力，而更应该注重理论，这个理论应是宏观与微观的结合，研究历史应该从微观做起，只有把细节弄清楚，才能准确把握整个历史的宏观脉络。与此同时，也要注重西方史学理论专著的借鉴意义。而无论何种研究成果最终都要通过文字表达出来，这就要求历史研究者具备深厚的文字功底，语言文字不仅要做到简洁准确，也要保持流畅富有文采，这些是每一个历史研究者都应该具备的专业素养。
从整体上看，虞云国及其学术著作可以说是程应镠治史理论的忠实践行者，《立雪散记》同样如此。书中第二辑《尚余春梦》、第三辑《流金藏札》正是以现有的手稿和书信为原材料，对程应镠与当时一些著名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和人际交往加以生动的还原。
在第二辑《尚余春梦》中，虞云国选取了与先师程应镠同辈的几个历史研究者为叙述对象，他们均出生在五四运动前后，思想和学术方面有那个时代深刻的烙印，其中尤以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宋史专家张家驹最具代表性。张家驹对中国古代南北经济的变革有着开创性的研究，他将之前此方面不成系统的研究提炼为一个重要命题，所发表的《中国社会中心的转移》《宋室南渡后的南方都市》等论文都是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也受到了顾颉刚和谭其骧的认可。
从第三辑《流金藏札》可以看出，程应镠的交际圈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与当时很多著名学者均有过学术上的交流，例如历史学家吴晗、文学家施蛰存、中国唐史研究会常任理事杨廷福、文艺理论家徐中玉、当代哲学家冯契等。程应镠与他们亦师亦友，称得上是患难之交。他们之间的往来书信见微知著，可以真实地反映出当时文史界的学术状况，也让他们各自的形象更加清晰。徐中玉曾这样评价程应镠：改革开放后，繁华落尽，他（程应镠）决心摆脱虚文，专心学术，培植科学研究人才，从自己做起，树立起一种严谨而又先进的学风，尽其绵薄，果然作出了很多成绩，而且自感愉悦，找到了一条比较实在的献身之路。随着时间流逝，这些人物早已故去，但他们之间的友谊仍然让人感动，遗留下来的学术成果和精神文化更是一笔宝贵财富。
本书第四辑《学史留痕》是虞云国历年专著的自序，从中可以全面地了解其作品的创作背景以及涉猎内容。用他的话说，权当是多年来立雪程门的一份汇报。值得注意的是，从这些序言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到先师对他的影响之深。除了领悟并参透程应镠治史的重要理念之外，虞云国还反对以一成不变的理论在历史研究中贴标签，他认为这会让读者感觉味同嚼蜡，他主张通过讲述人物的故事让历史变得津津有味，以激发读者兴趣。
虞云国的《宋光宗宋宁宗》《细说宋朝》等作品都注重从人物入手去剖析历史大事件，他对历史人物有着特殊的感情，但这并不妨碍他治史的客观性。虞云国认为，历史人物无论男女老少、尊贵卑贱，都各具个性，他们有自己的喜怒哀乐，而治史者既要对历史人物倾注感情，又要注意保持理性的距离，不能因个人好恶对历史人物妄加判断。当然，这是治史者的理想状态。
程应镠严谨的治史态度和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对虞云国的人格和创作都有莫大的影响，《立雪散记》也正是由此而生，“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一个好的导师带来的不仅是学术方面的精进，更会对人格的养成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程应镠和虞云国正可以看作是此中表率。当然，“圣人无常师”甚至“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尊师重道绝不意味着盲目跟从，而应该以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求学，这也是每个学者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光明日报》（ 2020年08月29日1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