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又称唐宋古文八大家）是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八个人的总称。这个排名最早是明代的茅坤确定的。茅坤称赞韩愈为"圣于文"者，认为苏轼是"仙于文"者，可见在茅坤看来苏轼在古文方面的成就并不比韩愈低。那么为什么在排列唐宋八大家座次的时候，让韩愈为首而不是苏轼呢？这还要从三个方面说起。

第一个原因听起来似乎有些啼笑皆非。那就是按照时代顺序来说，韩愈比苏轼要早。在茅坤确定的唐宋八大家座次当中时间顺序体现的十分明显。韩愈（768——824年）是中唐时期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哲学家。被称为"百代文宗"。而苏轼（1037——1101年）是北宋年间著名文人。从出生年龄上来看，苏轼比韩愈小了将近三百岁。这样一来在排列座次时将韩愈放在苏轼前面也就情有可原了。同时茅坤所处的明代正是理学昌明的时代，在那个"父为子纲"的社会环境中，将苏轼放在苏洵前面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所以苏轼注定没有办法成为唐宋八大家之首。这能怪谁呢？谁让苏家"一门父子三词客"呢，苏轼自己出生的晚不说，还摊上了一个有才的爸爸，也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了。

第二个原因是古文运动的继承性。安史之乱之后，士人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渴望政治上的中兴。在此种条件和背景之下，韩愈柳宗元发起古文运动，提倡文以明道。旨在赋予文学更加深刻的内涵使其成为推动政治改革的强有力的工具。因此这场古文运动不止有着明确的目的和理论主张，同时有着广泛的参与者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这场伟大的古文运动很快就偃旗息鼓了。在韩柳之后，古文创作后继无人落入了宣传封建道统的巣臼。到了晚唐再次被骈文取而代之，走向了没落。而到了宋代，骈文的浮糜文风被士人唾弃为了对抗骈文，欧阳修作为文坛和政坛的领袖，再次扛起了古文运动的大旗。这次古文运动在继承韩柳的基础上，对韩柳等人古文中初露端倪的险怪艰涩弃之不取，由此推动古文走向了正确而健康的道路。古文运动在宋代再次发展起来。欧阳修之所以被后人称道，不止是他在文坛和政坛的成就，还有他的慧眼识英才。苏轼就是在进士考试当中被欧阳修发现的。所以两人的散文风格基本一致。因此，苏轼对韩柳古文也就存在了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所以在唐宋八大家的座次当中，苏轼不可能在欧阳修之前，也就更不可能在韩柳之前了。

第三个原因就要从两人的文章上进行探讨了。唐宋八大家都是在古文方面有杰出成就的文人，单就文章而论，韩愈苏轼二人可以说分别代表了唐宋两个朝代中古文的最高成就。但是韩愈更加注重儒家思想，而苏轼则是融汇老庄思想和纵横家思想更多。韩愈的文章可以分为论说文、杂文、序文、传记和碑志。韩愈的论说文重在宣传道统和儒家思想。例如《原道》《原性》《论佛骨表》等篇。这些文章虽然重在宣传儒家思想，但是行文喷薄有力，情感真挚可以说是论说文的佳作。杂文的代表作品有《马说》等，而序文则以《送董昭南游河北序》为代表，碑志则有《柳子厚墓志铭》广为流传。可以说韩愈在古文方面的开拓不仅体现在内容上还体现在形式和题材上。因此韩愈可以说是全面的推动了唐代古文的发展，开创了唐代古文发展的新局面。而苏轼早期的文章纵横家习气过于浓烈，有时故作惊人之语锋芒太盛而显得不合义理。例如《留侯论》虽然议论雄辩逻辑严密但是过于偏激有些地方言过其实。但是苏轼也曾经说过"少时好议论古人，既老，涉世更变，往往悔其言之过"说明随着时间的打磨，苏轼已经逐渐认识到了早期论说文中存在的弊病，并且进行了有意识的改正。所以就整体而言，苏轼的古文还是十分优秀的。比如广为流传的《记承天寺夜游》就是苏文中的佳作。

韩愈和苏轼两个人都在诗文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他们对于文体文风的改革和对文章内容的充实都对后世的古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