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薇

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做了一场演讲，题目就叫《情圣杜甫》。乍一看，这也许让人诧异，因为提起杜甫，大多数人心中浮起的都是一副愁眉不展、忧心忡忡的面容，与情圣似无关系。对此，梁启超的理由是：“我以为工部最少可以当得起情圣的徽号。因为他的情感的内容，是极丰富的，极真实的，极深刻的。他表情的方法又极熟练，能鞭辟到最深处，能将他全部完全反映不走样子，能像电气一般，一振一荡地打到别人的心弦上，中国文学界写情圣手，没有人比得上他，所以我叫他做情圣。”

走近杜甫，才知伟大的人物总是丰富的。摘下“诗圣”这顶崇高凛然看似难以亲近的冠帽，凡人杜甫实与芸芸众生无二。他的诗中有波澜壮阔的感怀、如椽巨笔的史录，也有事无巨细的心情、纤毫毕露的悲欢；他是宅心仁厚的兄长，是寄望有加的父亲，是专一忠诚的丈夫，烦恼着普通人的忧愁，喜悦着平凡人的欢乐；诗圣忧国忧民依然，而人格魅力不减，反倒更添几分有血有肉的真实。诗人擅写情，更需蕴深情，恰如袁枚所说：“人但知杜少陵每饭不忘君，而不知其于友朋、弟妹、夫妻、儿女间，何在不一往情深耶?”

《月夜》，1959年，程十发，国画，纵 68.5厘米，横 102.5厘米

杜甫很小的时候，母亲崔氏就去世了，她也许没能在杜甫记忆里留下什么印象，“他的诗里也从来没有提到过母亲”。杜甫倒是多次提到母亲一族的舅父们，“贤良归盛族，吾舅尽知名”，与崔家的舅父或表弟们相遇，都会写诗相赠。父亲杜闲后来续弦，娶了继母卢氏，杜甫没有和他们共同生活。洪业认为对杜甫影响最大的女人是一位嫁与裴氏的姑姑，她在洛阳抚养杜甫长大。

天宝元年（742），这位姑姑去世了，杜甫特地为她服丧并且撰写墓志。时人认为他的孝顺可比那位手刃父仇的叔叔杜并，“岂孝童之犹子欤？奚孝义之勤若此！”杜甫哭着答道并非是自己孝顺，而是为了报答姑姑的深情厚谊。当年他和姑姑亲儿子同时生病，姑姑找来当地女巫算卦，女巫说将孩子放在房间东南角就会痊愈，姑姑选择将杜甫安置于此，而挪开自己的孩子；后来杜甫活了下来，表兄弟却夭折了。杜甫感念姑姑的美德，称她为 “唐义姑”，典出《列女传》中舍己之子而救兄之子、舍私爱而立公义的东鲁义姑。洪业评价：“我以为杜甫一生，重义轻利；临财不苟得，临难不苟免；宁损己以益人，不徇私而害公；大有这位义姑之风。”杜甫一生写诗作文，时常会讲述家族故事，先辈们的事迹精神，潜移默化渗入他的血脉人格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