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索寓言》大多是动物故事，以动物为喻，教人处世和做人的道理，少部分以人或神为主，形式短小精悍，比喻恰当，形象生动，往往简洁客观地叙述一个故事，最后以一句话画龙点睛地揭示蕴含的道理。这些生动的小故事，或揭示早期人类生活状态，或隐喻抽象的道理，或暗示人类的种种秉性和品行，是古希腊人生活和斗争的概况、提炼和总结，多维地凸显了古希腊民族本真的性格。它们篇幅小而寓意深刻，语言不多却值得回味，艺术上成就很高，对后代影响很大，是古希腊人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

《伊索寓言》虽然名曰“古希腊经典”，但传世的文本并非伊索（假若真有此人）原作，一般认为它最开始也像《荷马史诗》一样是口头流传的。据柏拉图说，苏格拉底在狱中等待死亡判决时，曾将他记得的寓言改成诗体。公元前300年左右，雅典哲学家德墨特里俄斯（Demetrius of Phalereus，即台美忒利阿斯）编写出了第一种伊索寓言集，收录寓言200篇，可惜此书后来失传。在罗马帝国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时代，同样是奴隶出身后获自由的费德鲁斯（Phaedrus），用拉丁韵文撰写了五卷寓言，共97则，附录32则。另一个版本是巴布利乌斯（Valerius Babrius）用古希腊韵文撰写的，共122则。据说巴布利乌斯是小亚细亚人，爱奥尼亚的侨民。有学者说他早在公元前250年就出生了，有人则说他死于235年，还有人说他与费德鲁斯同属于奥古斯都时代。1844年，有学者在希腊圣劳拉隐修院发现了一个手抄本，经研究被确认为巴布利乌斯的本子。这个抄本分为两部分，分别含125篇和95篇诗体寓言。这一发现既证明伊索寓言的古老和真实，也表明巴布利乌斯是伊索寓言的可靠收集者。四世纪时，阿维阿努（Avianus）又用拉丁牧歌体重写了巴布利乌斯的版本，费德鲁斯的版本也经人重编而形成风行一时的罗穆斯本（Romulus）。上古晚期仍有第三条《伊索寓言》线脉可寻，此即现代学界所谓的奥古斯都本（Augustana）。这个本子多数用希腊文散体写成，祖本难考，或为二世纪之作。李奭学所谓的《伊索寓言》“罗马三脉”就是：费德鲁斯拉丁文本、巴布利乌斯希腊文诗体本和奥古斯都希腊文散体本。

14世纪初，东罗马帝国的僧侣学者普拉努德斯搜集和整理了当时听到的和陆续发现的古希腊寓言抄本，编成《伊索寓言》。1479年印刷。书中有150则寓言。这就是现在我们常识的《伊索寓言》的最初版。此后数百年间的各种版本都是从这个版本发展而来。

1484年，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将《伊索寓言》英译出版。

新版《伊索寓言》

19世纪，乔治法伊勒汤森（George Fyler Townsend,1814—1900）的英译本《伊索寓言》问世。这是流传最广的一个英译本。有学者称这个版本为“汤森本”。2009年，世界图书公司出版英语世界名著，童话—神话卷收录的《伊索寓言》就是汤森本。据介绍，剔除重复后，总共选取了312个寓言故事。

《伊索寓言》在中国的译介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朝末年。最初时，来华传教士在其宗教作品中译介了几则伊索寓言，并没有编译成独立的汉译本。这些出现在宗教作品中的伊索寓言，被用来论证作者的言辞观点，并非是向中国人介绍古希腊文化。比如，利玛窦的《畸人十篇》和庞迪我的《七克》中都曾出现过几则汉译伊索寓言。后期出现了第一个《伊索寓言》汉译本《况义》。《况义》由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口授、中国天主教徒张赓笔传而成，于 1625 年出版于西安。

戈宝权先生曾追寻过《况义》的刻本，发现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况义》的两种手抄本，其外文译名是“Hoang-i”，正文有22则伊索寓言，其中一种手抄本后面，还附有补录的16则寓言。此外，北京大学向达教授在给戈宝权先生的回信中提到，牛津大学图书馆藏伟烈亚力藏书中也有一部《况义》的抄本，是上海天主教徒姚老楞佐所抄，其内容与前两种抄本大体一致。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况义》手抄本仅有此三种，弥足珍贵。

《况义》正文收录伊索寓言 22 则，后又补录 16 则，所以共 38 则。但这种说法也并不严谨，因为在补录的寓言中，前两则《罴说》和《蝜蝂传》并不是出自伊索寓言，而是出自我国唐代文学家柳宗元之手。有人推测，后 16 则寓言很有可能并非是由金尼阁选译，而是后人添加的，也有可能是张赓一人补录，《罴说》和《蝜蝂传》的出现更加说明该 16 则寓言可能出自中国文人之手。所以所谓《伊索寓言》“源自”《况义》那就是自欺欺人的瞎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