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中的大部头，《悲惨世界》必然会占据一隅之地。正如雨果在作者序中所言，

“只要本世纪的三大问题——男人因贫穷而沉沦，女人因饥俄而堕落，儿童因黑暗而愚蒙一一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有些地区，社会窒息的现象依然存在，换句话说，从更广义的角度看，只要地球上还存在着愚昧和贫困，像本书这一类作品就不会是无益的。”

此书虽然以让·冉让（也是大家熟知的冉·阿让，译者潘丽珍将其翻译为让·冉让，并在译者序中详细说明了这样翻译的缘由）——一个因饥饿偷盗一块面包而入狱，期间四次越狱，服刑了十九年的苦役犯——的故事为主，深入剖析让冉让在苦难之下内心的蜕变，但实际上却一直着笔于在序中提到的这三个问题，并经由诸多书中人物之口论述出来。其次，书中对于社会现实的反映真切入微，也印证了雨果思想的转变历程。书中不同人物的革命思想，有雨果认可的一部分，也有雨果反对的一部分，但恰恰如此，深刻反映出雨果对于当时法国革命的深刻思考，以及给底层人民带来的诸多影响。

《悲惨世界》虽然大笔墨着笔于底层人民的苦难，但绝不止于此，雨果还描写了资产阶级、保王派等上层阶级，描写政治，也描写经济，于是，《悲惨世界》成为了1795年-1835年期间法国社会的缩影。

对于让·冉让的故事，我想大家已经都很熟悉了。

一八一五年十月的一天，他被刑满释放了，他来到了米里埃主教所在的教区。因为拿着黄色通行证而被城里旅店拒绝的让·冉让，饥寒交迫，无处栖身，最终在一位老太太的提醒之下，敲开了米里埃主教的家门，并受到了热情招待，但就在夜晚，他偷了主教的银餐具及银烛台，并被捕，但主教没有揭发他，只承认这是送给让·冉让的礼物，希望他从今以后做一个诚实的人，做一个良善的人。

米里埃主教的这些举动，将让·冉让从仇恨社会的一方拉入了光明的一方，从此，他把这当做了一个约定，并在余后的人生中践行。

于是，有了欣欣向荣的海边小镇，有了人人爱戴的马兰德老伯，有了放弃这一切，为尚马蒂厄老头脱罪的让·冉让，也有了履行与芳菲娜的约定而抚养的孩子珂赛特。于是，他在街垒之中，不愿意伤害别人姓名，哪怕双方正在对决，他放走了一直追捕他的警探雅韦尔，而不是趁机报复，他救了那个让他仇恨的抢走了珂赛特的马里尤斯。于是，他在幸福就在身边时，再度选择了良心，向马里尤斯坦白了在逃苦役犯的身份。

寥寥几字又怎么写尽让·冉让的一生呢？我只能将这种激荡的心情深埋心底，但有时总会有那么一丝像涌出的泉水一般涌出我的心底。

雨果非常擅长讲故事，我不由想起这两个相同的情节：

让·冉让进入主教家里的第一句话就坦白了自己苦役犯的身份，让·冉让在最幸福的时候，选择了向马里尤斯坦白自己在逃苦役犯的身份。尽管情节相同，但让·冉让坦白的心境不同，也遭遇了不同的结局。

在主教家里时，他破罐子破摔，这是被多次拒绝之后恼怒的坦白，但也衬托出了主教的慈悲与善良，这或许为后面让·冉让心底埋下向善的种子整理好了土壤。

而对马里尤斯的坦白，出于自己的良心，是害怕连累到珂赛特，是犹豫纠结之后下定坦白的决心。

理想中的马里尤斯应该是一个光风霁月的人，但实际上的马里尤斯，似乎透露着一种虚伪，一种深掩于行为之下的自私。

在面对让·冉让的坦白时，马里尤斯的反应更让人愤愤不平，也许有着马里尤斯不知让冉让是他的救命恩人，但作为妻子的父亲，难道不能得到相应的尊重与爱戴吗？为何仅仅因为在逃苦役犯的身份就生成一种厌恶之情？这种忘恩负义怎可因为后面知道让·冉让是他的救命恩人之后就被心底的内疚所抵消呢？

况且最让人失望的是珂赛特，她对此一无所知，却遵循马里尤斯明里暗里的指示而疏远一起朝夕相处，生活了八九年，把全部的心都掏给了她的父亲，何其悲哀！她内心的天平已失衡，她偏向了她更为深爱的丈夫。

马里尤斯与主教截然不同的态度，恰好也是普通人与善人之间的区别吧。

我从未因为让·冉让遭遇的苦难而流过泪，我知道他每次都能站起来，坚定扛过这些苦难，但我却为他对珂赛特的拳拳爱意得不到回应而哭泣，因为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支柱之一，在主教死后，再失去珂赛特，他真的会死。我似乎遇见了他的结局，他也确实因此虚弱到死去。或许，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是幸福的吧，他又看见了他心爱的小珂赛特，那个八岁开始和他生活在一起的珂赛特。

读完《悲惨世界》，让·冉让仿佛在我们面前活着走完了他的一生，但《悲惨世界》不仅仅只有让·冉让，雨果还塑造了诸多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人物，比如善人米里埃主教，他笃信宗教，也悲悯世人；比如美丽善良却又悲惨的芳菲娜；比如警探雅韦尔、珂赛特、马里尤斯、吉诺曼先生、马伯夫先生、福施勒旺老爹、一群革命者等等。这是一部围绕着让·冉让后半生而展开的故事，也是法国（巴黎）半世纪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