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春秋晚期的结束，战国初期的到来，法家的继承者们在借鉴前人思想的情况下，又提出了许多新思想。

首先登上历史舞台的，是魏国国相李悝。

李悝认为“法”应当“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并在总结各诸侯国立法司法的经验的基础上，结合魏国实际，制定了《法经》。

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法典，被称为“律定之祖”。

不仅如此，李悝还提出，赏罚分明，废除世袭为官制度。

一次，魏文侯问李悝：

“我赏罚得当，为什么老百姓还不归附于我？”

李悝回答：

“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

李悝在《法经》中的主张，在继任者商鞅手中得到了发扬光大。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继位不久，便向天下发出《求贤令》，招揽四方贤能，以图恢复秦穆公时候的霸业。

三十多岁的商鞅得到这个消息后，兴奋异常，怀揣李悝的《法经》投奔秦国。

经过三次试探，商鞅与秦孝公达成合作共识。

从此，秦国的变法图强之路正式启程。

在变法前，商鞅曾和杜挚有过一场激烈的辩论。

杜挚说：

“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能改变成法；
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能更换旧器。
仿效成法没有过失，遵循旧礼不会出偏差。”

商鞅坚决反对：

“汤武不沿袭旧法度能王天下，而夏殷不更换旧礼制却灭亡。
因此，治理国家没有定法，只要与国家有利就行！”

他还进一步打破世袭制，提出“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并将严刑酷法放到国家治理的首位。

“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

他认为，刑法能产生实力，实力能产生强大，强大能产生威力，威力能产生恩惠。

他直接否定礼教的作用，说：

“礼乐，淫佚之徵也；
慈仁，过之母也。”

在商鞅的严刑酷法下，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

但也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法家的那样，商鞅的做法过于“严而少恩”。

因此，在他失势时，竟无一人敢帮他，只得感叹“嗟呼，为法之弊一至此哉！”

与商鞅同时期的慎道，因其中吸收了众多道家思想，较商鞅而言，他的主张明显温和多了，他更看重权势。

他打过一个比喻：

就算西施、毛嫱这样的美人，如果穿得不好看，大家都不会多看一眼；

如果穿得漂亮，大家都会驻足观看；

像尧这样的贤人，在没有权势的时候，都不能够指使他的邻居。

但是一旦南面称王，就能做到令行禁止。

因此，对国君而言，定君臣名分，“握法重势”才是最重要的。

慎子的主张，即使在当今社会，也很有启发性：

很多时候，别人尊敬你，奉承你，你头脑清醒地想一想，是自己真的厉害呢？

还是别人看在你所处平台的份上，给你说的违心话。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战国末期，法家思想变得日趋成熟，这时候，法家出了一个集大成者。

这个人，就是韩非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