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八岁学文，九岁能缀千言。清光绪年间中举，时十七岁。后结识康有为，被其折服，遂拜入门下。甲午战败，群情激愤，任公犹之。遂与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后得光绪支持，进京改良，史称“戊戌变法”。

维新人士得此良机，激动过甚，以致变法过急，再加之统治阶级顽固，常加阻碍，遂变法未百日而夭折，又称“百日维新”。变法失败后，维新派人士尽遭捕*，唯康、梁二人逃亡日本，于日本创办报刊，宣传变法。

在日期间，梁启超反思变法失败之根本，其非君主立宪之错，实乃民智未开矣。民主制度，核心在于民权。民智未开，尚不知民权为何物，如何用权？如何维权？遂得出开民智乃当今第一要务。

求实而论，君主立宪制的确为最适合清末中国的民主制度。若实现，则可平稳过渡，省去许多纷争反复。但无奈中国封建专制之根深蒂固，无法撼动，遂只得走向暴力革命，以建民主共和。之后当然是艰难反复，曲折向前。

国内风声已过，梁启超得以归国。清末民初，时局动荡，人人皆以民主为名，争权夺利。梁启超初尝从政未久，即辞官而去，潜心教育。

入职清华后，梁启超为四大导师之一。此后著作讲学，自不用题。其斋号饮冰室，自号饮冰室主人，出自其“十年饮冰，难凉热血”之句，可见其赤诚。共育有九子，后尽皆才俊。九人皆为各领域专家学者，其中不乏时可登峰造极者。所谓“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

后因尿血住入北京协和医院，经检查需割掉病变的左肾。在手术中，因医护人员的疏忽，错标了右肾，遂将其右肾摘除，竟发现并无症状，遂声明梁启超此病为“无理由之出血症”。家人得知后愤愤不平，欲报此恨。任公劝慰道，事已至此，报仇亦无力回天。况家中亦不缺这些赔偿款项，不必追究医护之责任。经此一难，此医生必不会再犯此错，中国遂多一良医矣。若追责深切，则此医生生涯尽毁，则失一良医矣。此事便草草了之。

三年后，梁启超于协和医院病逝，时年五十六岁。

晚年之事，可影射其之一生。足可见其胸襟之豁达，亦可见其巍巍师者之风。尽其一生，为中国之进步而燃烧。

声明：“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少年中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