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北魏的地理学家、文学家，同时还是政坛中的重要人物。

然而为官清正的他，却因得罪了权贵，最终落得了一个悲惨的结局。

郦道元是北魏政坛中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他直接参与了北魏的许多重要的政治、军事活动，曾在北魏担任御史中尉这样的执法要职，还与北魏朝廷高层有着复杂的政治纠葛。

除此之外，他还是优秀的地理学家，又是杰出的文学家。

他撰写了《水经注》，这本著作是全面、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郦道元更以其绚烂文笔、清丽的语言，为中国山水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欲知其人，须论其世。

郦道元在孝文帝太和年间就已供职于北魏朝廷，太和十八年(494年)还曾跟随孝文帝北巡。

太和十九年，孝文帝就开始了分定姓族的汉化改革。所谓定姓族，就是以官爵的高下，定姓族的高下，据姓族的高下，定官品的高卑。

其实，孝文帝分定姓族的举措，包含有隐秘幽微的政治企图。首先是强化鲜卑部酋的特权。

太和十九年孝文帝下诏，定穆、陆等八姓鲜卑，“勿充猥官，一同四姓”。

孝文帝此举意在拉齐鲜卑贵族与崔、卢、郑、王等文化士族的政治社会地位，为鲜卑贵族向文化士族的转化开启门径，所以他专崇门品，不有拔才之诏。

其次是加强了对汉族世族大姓的笼络。

孝文帝分定姓族，姓高于族。

唐长孺先生的研究表明，决定代人入姓与入族的惟一标准就是官爵。

《新唐书·柳冲传》记载:“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可见四姓完全由官品的高低来划分。

也就是说，入族的官员，也可以随着官职的升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而达到入姓的标准。

为此孝文帝为了建立官员的激励机制而设立考课制度，严于考课，一改古代“三载考绩，三考黜陟”的成法，实行三载一考、考即黜陟的办法。

综上，孝文帝实际上在实行定姓族方策时开了一个口子，即入族士人可以通过官爵的晋升，提高家族地位进而入姓。

当然，这需要不止一代人的努力。尽管如此，这还是大大激发了一般入族士人的功业进取心。

北魏政权把门第与官僚体系相结合，厘定汉族士人门第，以门第为基准规定士人的政治特权。

门第不仅意味着该家族在当世的荣誉和地位，而且关系着该家族在数代之内享受和继承合法特权。

孝文帝明确了门荫制度，即不同等级的门第对应不同等级的起家官品。

正因为姓族门第与家族的地位、待遇和荣誉密切相关，北魏的汉族士人无不以其作为进取之鹄的，汲汲以求。

例如，宋弁是孝文帝评定姓族的得力之臣，但本传谓宋弁“性好矜伐，自许膏腴”，孝文帝对宋弁这样“乃复欲以门户自矜”的行为觉得难以理解。

其实，宋弁的心态代表了姓族政治背景下一般入族汉族士人的心态。

郦氏家族，即属于一般入族的汉族士人。

郦道元的曾祖郦绍先是在鲜卑慕容部所建立的后燕任濮阳太守，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南征时，他以郡迎降，北魏委任他为兖州监军。

郦道元的祖父郦嵩，曾任北魏天水太守。

郦道元的父亲郦范，更是深得明元帝、太武帝、献文帝诸帝的亲宠和任用。

郦范也忠诚地为北魏朝廷尽力。

他先是以文官起家，明元帝时就任东宫给事，应当在文化上、谋略上给当时作太子的拓跋焘以较大的影响和启发;后来辅助慕容白曜平定三齐，为北魏立下了赫赫战功，最终也以武功两镇海岱，爵高位重。

在郦道元的家乡范阳，卢氏最为望族，为北魏“四姓”之一，“一门三主”，尤为时人称慕。

郦氏一族，虽然位望不如卢氏，但在范阳毕竟也是具有文化传统和势力的一个大宗族，所以也就自然成为了北魏统治者“留心慰纳”的对象。

孝文帝拓跋宏的确是一个雄才大略之主，他能做到用人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