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神剧（此处为褒义词）《大明王朝1566》中为我们展示了一副嘉靖朝波澜壮阔的朝野画卷，可以说以一己之力推高了国产剧的天花板。剧中一开始，就阐明了明政府财政上年年赤字，捉襟见肘的窘况。无论是皇帝还是内阁，都急需扩大财政收入维持政府运转。为此严党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方略，叫做“改稻为桑”。

改稻为桑，从字面意思就是把稻田改为桑田。大明朝的丝绸在老外看来，那是抢手的商品。出口丝绸换外汇，是一条很好的生财之路。一直以来，因为倭寇在沿海闹事，加上丝绸的原材料生丝产能不足，所以丝绸出口的生意没做成。如果灭了倭寇，再扩大生丝的产能，以丝绸的抢手程度，大明财政扭亏为盈指日可待。灭倭寇的事交给胡宗宪和戚继光他们，扩大生丝产能就要另外想办法了。生丝是蚕吐出来的，蚕要吃桑叶，要多养蚕，就得多种桑树产桑叶。多种桑树，就要占用原先种水稻的田地。那好办，把稻田改为桑田就得了。这就是改稻为桑。

改稻为桑

从理论上来说，丝绸生意比种水稻要挣钱的多。粮食的缺口可以由外省调拨，丝绸生意挣的钱买粮食绰绰有余。嘉靖皇帝又特别下旨，改了桑田的田地，仍然按原先的农田征税。不得加赋税。这样一来，改稻为桑可以说上利朝廷，下利百姓。绝对的好政策。如果政策推行下去，大明朝就此迈入资本主义时代也未可知。

虽然改稻为桑这个事是小说虚构的，不过艺术历来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小说中这个设计让人觉得毫不突兀，合情合理。《大明王朝1566》的时间背景是嘉靖四十年至嘉靖四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61年至公元1566年。几乎是同时期，遥远的大英帝国，爆发了一件与改稻为桑几乎如出一辙的事件，史称“圈地运动”。

17世纪的英国农场

随着新航线的开辟，英国的对外贸易迅速增长。随之而来的毛纺业也受到了极大的刺激。羊毛的价格也就不断上涨。为了扩大养殖羊的牧场，英国的贵族和大农场主就开始大规模的圈占公地和佃农的租地，后来发展到强迫农民出卖土地，圈过来养羊。英国底层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在1536年和1537年，分别爆发了林肯郡和约克郡的农民起义。1549年又爆发了凯德起义。圈地运动在整个欧洲持续了约300年，被托马斯·莫尔指责为“羊吃人”。

我们把圈地运动和改稻为桑结合起来看，改稻为桑的死局也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理论上来说，随着羊毛的价格一路上涨，养羊的收益必然高于种小麦。但是英国的农民并没有改麦为羊，直到被英国贵族及大农场主强占土地后，才被迫去放弃土地。正好比虽然养蚕的收益高于种水稻，但是浙江的农民也没有改稻为桑。一切都源于人最基本的需求：粮食。

桑田要养蚕，至少要等三年。这三年期间百姓吃什么呢？严嵩在内阁会议上说的很好，反正浙江七山一水二分田，年年都要外地调入粮食，多调粮食就是了。桑田还没成规模，老百姓哪有钱去买粮食呢？更何况往年调入粮食的规模不算太大，本地人有粮田，买粮的人不算多。粮价是平价。改稻为桑之后，浙江一半的人需要买粮食吃，粮商不趁机涨价才有鬼。百姓手里那点儿钱，根本买不了多少粮食。要改稻为桑，许多人就活不过今年。

而嘉靖皇帝恩旨之下，粮田改为桑田，赋税仍然按粮田收，不加赋税。这样一来，规模化养蚕的收益大大增加。原先就有钱的大户，自然就想尽办法开始侵占农民的粮田来种桑。大明的土地兼并原本就是一个宿疾，平民百姓面对高官大户们的侵占，就像羊吃人时的英国农民一样，毫无办法。如果改稻为桑强硬的推行下去，必然像英国那样引起民变。也幸亏（或者说不幸）古代中国并没有产生商品经济，所以中国没有产生像类似西方那样的“蚕吃人”圈地运动。

因此，无论官方使用什么行政手段，哪怕是纵马踏苗，决堤淹田，都绝对无法将改稻为桑这件事推行下去。因为执行者的初衷压根不是什么为国为民，而是要中饱私囊，自己多捞钱。所以徐高张几人在裕王面前直接就挑明，这件事绝对办不成。而且绝对会办的祸国殃民，最后成为严党倒台的导火索。

张居正向裕王解释：“在御前，严嵩提了个方略，要将浙江百姓一半的农田改成桑田，说是只要今年江浙能多产二十万匹丝绸，就能弥补国库的亏空。当时我们就想到，他们这是又想出了一个名头借机兼并浙农的田地。利令智昏，全不想一个省一半的百姓失去田地，又是倭寇闹事的地方，不出数月大乱将至。”“你们当时为何不向皇上陈奏？”裕王一听便又急了。高拱答道：“严嵩的话一落音，皇上立刻便准了旨。同时恩旨农田改成桑田以后不得加征赋税。皇上怎么也就不想一想，这个方略一旦推行，严党在浙江的那些心腹立刻便会勾结富商巨贾不要命地争买百姓的田地。”“高大人张大人所虑极是。”谭纶接话了，“农田改成桑田以后且不加税，一亩桑田比一亩农田的收成便要高出五成以上。这些桑田如果都在浙江那些官商手里，从种桑养蚕到织成绸缎中间便又能省去了买丝的环节，利润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