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犹如一座山，巍峨而庄严，令我尊敬；

父亲，犹如一片海，宽阔而澎湃，让我崇拜。

父亲没读过什么书，也讲不出什么大道理，对我们的教育大多是平常的“身教”。父亲属牛，今年满七十岁了。古人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以前只依稀记得这些话，现在才真正的心有体会，父亲年纪大了，作为子女的还是忧虑多。

虽然在口头上多次的邀父母来城里住，但是心里也明白，工作忙碌，自己是很难照顾好他们的，由于母亲身体还好，加上老家离县城只有20来里，交通也很便利，每个星期基本上都要回家看看，也算放心。

父亲近一、两年来，记忆力明显的差了很多，经常忘这忘那的，而且手脚也迟缓了很多，上次母亲到小妹工作的市里住了半个月，父亲走路时肩膀耸起了老高。有时候想起父亲年轻时如风一样的男子，心里又不免得莫名悲伤起来。

父亲年轻时很帅，英气勃勃的骑着自行车，大妹坐前面横杠上，我坐在后面坐板上，我在后面指挥，“爸爸!超过前面那个骑车的。”父亲双腿将脚踏板踩得飞转，超过了以后，我又指挥起来，“再超过前面那群骑车的。”父亲又将车子骑得飞快，那时候觉得父亲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

父亲是吃过大苦的人，从小父母双亡，靠吃百家饭长大，直到1968年参军，先后在长沙和广州服役，复员后在广西冶炼厂工作，小时有时带我去车间，记忆深刻的是看到他和他的工友们浑身穿得严严实实，抓着7、8米长的粗钢钎，嘴里齐声喊着号子去捅熊熊燃烧的钢炉，火红的钢花飞溅，一排1米多高的大风扇也吹不走袭人的热浪，就是冬季，一个个也是汗湿透背。

由于母亲在湖南老家种田，后来父亲申请调回了老家水泥厂上班，总是在最艰苦最累的生产一线，做得最多最大的“官”就是班长。他不仅在厂里做事，下班了以后还要回家种田种地，多少次半夜伴随着雷雨听到自行车的铃铛声，就知道父亲上班或下班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父亲下了岗，那时我正在读大学，父亲又没有什么经商头脑和挣钱方法，只知道将汗水大把大把的摔在泥土里去挣苦力钱。和人拉着水缸去贵州卖，肩上一担水缸上百斤挑上山，从山脚下一眼望去，挂在半空中的山路连绵几十里，一担水缸卖掉要爬一天山路，赚五、六十元钱;修建庙宇从七、八里远的路边担砖到半山上，五毛钱一匹，当地无人肯做，父亲硬是担了一个冬季，肩膀上皮肉抹掉一层又一层。

无论在何种境况之下，父亲一直要子女读书，他从来就是说：“多读书总是好的，读书不只是求‘功名’，不读功名读聪明，读书能让人明白这人世间的道理。”但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也常常让他不顾年高去做一般人不愿做的重体力活。

我参加工作几年后，小妹也考上了医科大学，开支大，我虽然可以为家里负担一些，但是工资低，加上成家了，也帮不了父母多少，父亲六十多了，还到砖厂去打工，砖厂的机器一开就不停歇，无论是挑土还是挖土，一天下来总是大几百担，刚开始做这个活时，挖土要磨破手上的皮，挑土要磨破肩上的皮。有次，父亲听人说贵州凯里在火车上搬水泥工资高，他心动了，但是那种活就是一般的年轻壮劳力都扛不住，我知道后回家做了许多工作才制止了他。

直到三、四年前，小妹也参加了工作，父亲才从重体力活中解脱。

父亲从小在苦中过来，对物勤俭，对人深具同情。从不乱花一分钱，身上带的几十元钱从来都是叠得整整齐齐放在紧贴身体的口袋里，摸出来都是带着体温。但是对于老弱总是充满了同情，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母亲上门乞讨，父亲慷慨摸出了身上的二十元钱…

父亲这么勤俭的人，却很容易满足。闲时有时和父亲一起去小河里钓鱼，有时候鱼多，父亲总是催我说，“可以了，可以了!有一餐晚饭菜足够了，要那么多干什么。”家里原来有一块交通便利的宅基地，转给村里一户人家只收了六千元，快签合约时，另一家赶起来说我出一万元，父亲说：“前面你不作声，快签合同你又来加价，我宁要六千不要一万。”我回家后埋怨父亲不开窍，父亲说：“人要讲诚信，钱永远赚不完”。

年轻时，也曾看不起父亲，认为他没“本事”，只会靠卖苦力“吃饭”，当随着年龄的增长，读了一点书，见过了一些人，经历了一些事，崇拜的人越来越少，但是对父亲和父亲一样的人却越来越崇拜。

(辰溪县纪委监委 胡永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