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东方朔有云：“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朝。”

纵观古代的隐士，事实上有“儒隐”和“道隐”之分。但，最智慧的大隐应该是：“大隐于心”。

生不逢时，政治昏暗、朝廷腐败，使得自己的才华抱负无处施展，便不得不带着满腔愤懑归隐林泉，以保持自身的高洁。这便是所谓的“儒隐”。儒隐者，往往怀有“达则兼济天下，贫则独善其身”的心态，既有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的一面，也有消极避世的颓废的一面。

如晋代的陶渊明，明明已经归隐以菊为伴，却仍然为现实的黑暗而耿耿于怀。名为归隐，实则心中并不平静。记得有作者写过这样的句子：“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大概是嫌米太少了，若是给他十五斗米，估计也该折了。”话中虽有些玩笑之意，却也算一针见血。

而“道隐”，则是真正的看透了人世沧桑，大彻大悟，故而归隐——这与佛家的一些思想，似乎是有些相同的。古琴曲《渔樵问答》，便有几分“道隐”的意味，其中渔者与樵夫的一番对话，虽无雅正之言，却包含了无数人生哲理。“渔”自古便是“道”的化身，在屈原和渔者的典故中，渔者那一句“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实在是一语道破世事玄机，令我每每思绪触及此处，都少不得一番感慨。而柳宗元《江雪》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句子，意境之高旷，实乃可遇不可求的神来之笔。

除“儒隐”和“道隐”，还有一种最令我不齿的“伪隐”，那便是所谓的“终南捷径”了。名为归隐，实则是急于做官求利，表面一副高风亮节的假道学，骨子里却卑贱、龌龊到了极点，实在是玷污了“隐士”这个称谓。

“儒隐”也好，“道隐”也罢，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寻求一种心灵的沉静，这才算是无愧于“隐士”二字。只要有一颗平常之心，无论是在人迹罕见的山野林泉、还是熙熙攘攘的闹市街头，都可以保持一份静谧和旷达；无论是在清净之所还是身陷污浊，都可以坚守一份高洁和坦然。

因此说：“大隐隐于心”。归隐并不是指找一处没有人的地方，搭一座小木屋，然后过着类人猿一般的生活，终老此生。只要心静，无论是处在升学重压下的学生、终日忙于生计的普通工作、还是手握重权和无数钱财的高官政要，都可以做一个在喧嚣之中能进退自如，在万千浮动里心无旁骛的隐士，一个“大隐于心”的真正的隐士。

文字: 西子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