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关东地区的逐渐开放，流民“出关谋生者，日以众多”，年增年长，蔚成大观，山东、直隶流民更是“闻风踵至”，“终年联属于道”，使东北终于成为一个“移民社会”。据估计，宣统三年（1911年）东北人口共1841万人，其中约1000万人是由山东、河北、河南省先后自发涌入的流民，“而其中以山东为最，约占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由此推断，清代山东移往东北的流民约在七百万至八百万人之间”。规模之巨，可以想见。
据统计，在1921年到1930年之间，大约有600万的移民来到当时的东北，这股移民先开始只是在东北打工，后来就变成永久性定居。
而随着全国形势的稳定与发展，这股移民浪潮在1940年左右逐步落下帷幕。
因不断输出其丰富的自然资源（煤炭、铁矿等）东北地区为新中国的发展与建设贡献了极大的力量，被称为“共和国长子”。
走西口，亦称“走口外”，发生于明代中期至清朝末年期间，山西、陕西等地民众前往长城以外的内蒙古草原垦荒、经商的移民活动。
明清时代，山西地贫人多，加上自然灾害频繁，不少底层民众离居流移，纷纷前往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谋生。内蒙古草原不仅自然条件较好，而且草原的首领阿拉坦汗也欣然接纳了迁移过来的民众，并且给他们提供土地和毡帐、耕畜和牛羊，让他们从事农牧业生产或铁匠、木匠、毛匠等手工业劳动。由此揭开了晋陕冀边民“走西口”的序幕，也实现了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在河套地区有机融合的一次飞跃。
“走西口”极大地加强了边地与内地的联系，同时还加强了蒙、汉人民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
走西口刺激了蒙古地区商业的繁荣和城镇的兴盛。“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复盛公”是山西乔姓商人的商号之名，他们之于包头城的形成和发展，凸显了昔日晋商与边塞城镇繁荣的密切关系。
“走西口”加强了蒙、汉人民的相互交流，此种交流，除了前述经济方面的影响外，在文化上的交融亦相当显著。譬如，蛮汉调（又称蒙汉调或漫瀚调），就是蒙汉人民在生产和生活的交往中，逐渐融合了信天游、山歌、蒙古歌曲的艺术风格，相互交流而催生的一种新民歌。而广泛流传于晋北、陕北、河北以及内蒙西部的地方小戏“二人台”，更是内地文化与草原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的产物。
譬如下南洋，是近代中国持续时间最久，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
南洋华人依靠吃苦耐劳的性格和拼搏精神，在东南亚的莽莽丛林开辟出土地，靠几代人持之以恒的勤勉与精明，最终成为东南亚富人的代名词。在获得了稳定富裕的生活以后，他们还在家乡有需要的时候反哺家乡，成就自己的同时带动家乡的发展。
其中，福建闽南华人的贡献尤其突出。他们人口基数大、社会成就高、乡土意识强，在不同的时期依依北望，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那回不去的故乡。
闽南华人华侨中的代表人物，首推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他是厦门大学和集美大学的创办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