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社高中课本文言文《鸿门宴》，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史记》开创了纪传体先河，是一部划时代的历史巨著。
鲁迅称赞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这句高度概括《史记》艺术价值的话，学生只约略知道它既是史学著作，又是文学著作，并不懂得它的深刻含义。
考虑到学生高中阶段还将学习《史记》中的《廉颇蔺相如列传》《屈原列传》等作品，所以有必要向学生详细介绍。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谓为“史家之绝唱”，含义深广。我们知道，先秦三大历史著作是《左传》《国语》《战国策》。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完备的编年史，记事上至鲁隐公元年，下到鲁悼公14年，计269年间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重大事件。
《国语》是最早的国别体史书，分别记载了周王朝及诸侯国之史实。
《战国策》既是国别体史书，又是纵横家之言，记载了继《春秋》以后，到楚汉245年间之事。
而司马迁的《史记》，记载了上起黄帝，下到汉武帝，时间长达三千年。它将各国诸侯片段历史扩大为整个中国的历史，是集先秦及汉初之大成的历史著作。其分量之大，卷帙之多，内容之丰富，都是前所未有的。
它开创了纪传体通史体例，改变了分割局面，顺应了历史的需要，建立了历史统一的观点，给后世史家树立了法则。宋代郑憔在《通史总序》中说:“《史记》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异其法。”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但鲁迅谓为“绝唱”，主要还因杨雄《法言.重黎》所称的“实录”，即记载历史人物，特别是帝王将相“不虚美，不隐恶”。司马迁虽然生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武帝时代，但他仍然继承了先秦的学风和文风。他充分肯定了陈胜、吴广起义的进步作用，揭露了一些暴君、酷吏的罪恶；他还敢于评论当代，针砭时弊，甚至批评当朝天子。
像这样的写法，是前代所未有、后代亦罕见的“实录”文字。“实录”等于谤书，此后“实录”就难得，因此《史记》就成为“绝唱”了。
端午文化节
“无韵之《离*》”，是说《史记》继承了《离*》的传统。《离*》是中国文学史上光焰万丈、映照千古的杰作。
司马迁有一段精辟的剖析:“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
大约在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写作《史记》，他怀着极大的热情投入这项工作。
正当他专心著述的时候，却因“李陵之祸”遭受了给人极大侮辱和摧残的腐刑。
他忍辱负重，隐忍苟活下来，于是像屈原那样发愤著书，并在《史记》的若干篇幅中流露了对自己不幸遭遇的愤怒和不平。
在《屈原列传》中，他对屈原的怨愤特别加以肯定，认为“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不能无怨，牢*不平，乃理所当然”。
在《伯夷列传》中，他借叙述伯夷、叔齐的遭遇，抒发了自己对于人世间是非颠倒的不平和愤慨。
所不同者，《离*》是直抒胸臆，而《史记》寄托笔下的人物，他的笔端常是饱含着悲愤的情感；尤其对于布衣、闾巷之人、岩穴之士以及才高被抑、无可申辩者，都写得一往情深，感同身受。刘熙载《艺概.文概》说:“学《离*》得其法者为太史公。”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其实，司马迁的《史记》之所以近于《离*》，并非得之于学，而是因为他的感愤同屈原一致，而且比屈原还要深广。
他生于汉末，比屈原看到更多的历史上的不公，人世间的不平，于是发而为文，自然不胜其愤。
这虽然不能算是自身遭遇的《离*》，但也可以看着是感同身受的《离*》，只是无韵文罢了。
总之，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一是因为它用了前代所未有、后代亦罕见的“实录”文字，二是寄托笔下的人物常含有悲愤的感情，可以看成感同身受的《离*》。简单地理解为既是史学著作，又是文学著作，是十分肤浅的。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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