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司马迁的《 史记》有两句赞誉的评语，尽人皆知，就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第一句是说，《史记》之后的史书皆难与之相匹。对于第二句，今人的解释一般是：鲁迅是在夸奖《史记》富于文学性，可与《离*》相比。

首先，就“史家之绝唱”来看。“史家之绝唱”是说其历史学成就。《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史书。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司马迁参酌古今，创造出史书撰写的新体例。自此例一出，历代史书，尤其是二十五史，遂不能出其范围。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举凡治乱兴衰、典章制度，均分门别类，条分缕析。通史、纪传、通典、通考，纪事本末，大都导源于此。《史记》确实是集先秦及汉初之大成的私家著作。分量之大，卷帙之多，内容之富，结构之严，体制之备，均可谓空前。班固说《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故谓之实录。”“实录”精神,又堪称绝后。确实，《史记》是在当时条件一部比较尊重历史的史书。汉代史学家班固指责司马迁的《史记》，“是非颇缪（谬）圣人”，也就是说《史记》中所反映出的史学观点，常常与儒家的封建正统思想相违背。其实，正因为司马迁不囿于圣人是非，十分尊重历史事实，所以在评价人物、论断史事方面比较高明，为其他封建史家所不及。比如，他充分肯定了我国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把陈胜写入世家。又如项羽，虽然他最终兵败身亡，并没有建国称帝，但是在秦、汉之际约有四五年的时间里，“政由羽出”，他的实际地位相当于皇帝。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而是从历史实际出发，专为他列了《项羽本纪》。至于社会的其他阶层中，那些在国家危险时挺身而出的人物，那些不畏强暴、为维护国家尊严而视死如归的人物，虽然他们社会地位很低，司马迁照样为他们立传。

其次，我们来谈谈《史记》的“无韵之离*”。“无韵之《离*》”是说其文学成就。司马迁著史绝非局限于文献的收集、整理、考证，也不是以一种冷漠的态度从外部客观地观察历史，他是带着深切的痛苦去理解笔下人物的奋斗和成败，所以笔端常饱含着悲愤。尤其对布衣闾巷之人、岩穴幽隐之士和才高被抑、无可申诉者，更是写得一往情深，感同身受。司马迁在叙事中敢写事实，以致于“显暴君过”，本来已经与屈原相似；其“肆于心而为文”，也和《离*》一致。所不同者，《离*》是直抒胸臆，《史记》则寄于笔下的人物。《史记》近于《离*》的那种悲愤，不一定是得之于学，恐怕主要是因为司马迁的感愤同屈原一致，甚至可以说，因为司马迁生于汉季，比屈原看到了人世间更多的不公不平，所感愤者比屈原还要深广。鲁迅却未言“无韵之《诗经》”，而言“无韵之《离*》”，这其实并不是随意的选择，而是其中别有原因。一是鲁迅认为司马迁和屈原皆曾受过大磨难，同为牢*忧愤之人，屈原写《离*》以抒愤懑，司马迁著《史记》寄托忧思，故《史记》便是《离*》。司马迁与屈原的心是相通的。正是因为二人身世相似，心境相通，他们便都“寄心楮墨”，发为雄文。司马迁可谓汉代的屈原，《史记》也就是汉代的《离*》。故此，鲁迅才说《史记》不失为“无韵之《离*》”。众所周知，《史记》是一部形象生动的历史，它的文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它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司马迁像一个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

总之，《史记》是文学的历史，也是历史的文学，是文学与史学的高度统一。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正因为如此，在我国浩瀚的史著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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