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军队历来十分重视阅兵。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斗时期，就先后举行过三次较有影响的阅兵：一次是1934年8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在江西瑞金县大埔桥红场举行的规模较大的“八一”阅兵；一次是1944年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三五九旅奉命北上开赴抗日前线时，在延安机场举行的阅兵；另一次是1949年3月25日，*、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从河北西柏坡抵达北平时，在西苑机场举行了隆重的阅兵仪式。

新中国成立之后，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决定，把阅兵列为国庆大典的一项重要内容。

1949年6月，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指定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杨成武、参谋长唐延杰为开国大典阅兵指挥所主任、副主任。阅兵仪式在整个开国大典内容中占了很大的比重，从*主席到下面的各级指挥员对此都非常重视。对人民解放军来说，如此大规模的集体活动和队列合成还是第一次。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虽然并不像在战场上那样真枪实弹，但受阅部队作为百万人民解放军的代表，要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表现出人民军队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的确是不容易的。为了圆满完成阅兵盛大典礼，杨成武、唐延杰亲自带领阅兵指挥所的工作人员，查阅了中外历史上和当代世界军队的许多阅兵资料，并到处求教。

刘伯承司令员早年曾在苏联留学，目睹了苏军在莫斯科红场的阅兵，知道一些有关苏军阅兵的情况，他详细向杨成武谈了阅兵的具体情节和注意事项，最后概括地说：“阅兵无非就是一种特定内容的礼仪，是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搞好了，目的也就达到了。”他的这一讲话，使担负阅兵具体工作的人员心中有了谱。陈毅司令员的解说更直截了当，他说：“组织阅兵不难，没有什么了不起。多少仗都打胜了，还愁搞不好一次阅兵？不就是队列吗？通过队列，把我们的军威显示出来，让中国老百姓看看，这就是我们新中国的军队。”

阅兵指挥所根据众人提出的意见，对阅兵程序和细节进行了调整和补充，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统一部署下，初步形成了《阅兵典礼方案》，内容包括受阅部队的选调、编组、阅兵程序、阅兵礼乐、受阅前的训练等。拟定阅兵式分为检阅式和分列式两个大部分。党中央批准了这个方案。开国大典中的阅兵式基本是依照这个方案进行的，人民解放军在天安门广场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盛大阅兵。

新中国开国大典中的阅兵式，是我国现代阅兵式的蓝本。至今，我军的阅兵程序和内容基本无大的改变，仅在方队和人员的规模、数量上有所增减和变化。

从1949年开国大典至1959年建国10周年，新中国每年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国庆阅兵，前后共举行了11次。

1960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本着厉行节约、勤俭建国的方针，决定改革国庆典礼制度，实行“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逢大庆举行阅兵。”1964年国防部颁布的军队列条令中，首次出现阅兵条款。之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缘故及其他方面的原因，中国连续24年没有举行国庆阅兵。

直到1981年，根据*的提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恢复阅兵，并于1984年国庆35周年时，举行了恢复阅兵后第一次大型的国庆阅兵。此次阅兵各种受阅武器装备共28种，全部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其中19种是新装备，具有现代水平，有的还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充分展示了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新成果。尤其引人注目的是，9辆大型牵引车载着中国自己设计制造的战略导弹首次公开展现在人们面前。

35周年国庆阅兵的盛况，当时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人们高度赞扬这次国庆阅兵所展现的人民解放军的建设成就和精神风貌。这次阅兵在组织的时机、阅兵规模、受阅内容、对外影响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在新中国阅兵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