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们二十九年了，时在1993年6月27日，农历五月初八，星期天。在老家祖宅吃早饭时突发心梗，阖然长逝，陪在他身边的只有他的老母亲，父亲的影像永远定格在63岁。

曾经一直想读懂父亲，走进父亲的内心世界，了解他短暂一世的艰辛。但不能，毕竟懂事起与父亲相处的日子不多，沟通甚少。前些年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回忆父亲平凡一生中的点滴，但多是皮毛与表象。我只知道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的父亲，也没有其它不良嗜好，倒是做事非常周到，乐于助人。他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偏僻的乡村小学任教，每周六下午回来，星期天下午去学校，偶尔也有星期一上午一大早去的。当时的交通状况，都是步行，很费时。

去年五月底，回了一趟老家。在父亲使用过的一个旧木箱里，找到了他的部分遗物，有老照片、履历表、检讨书、账单以及各种证书。老照片有学生毕业合影，大多数是学生一寸个人毕业照，背面都工工整整地写着“送给敬爱的阮老师”或“送给敬爱的阮校长”，署上自己的姓名、时间。我把它们装了一袋带回家，一张张一页页认真翻看，仔细品读，才有点儿开始理解父亲。了解他为什么一个1955年南平师范毕业生，一生过得如此平庸惨淡！

1930年3月，父亲出生于古田大甲的一个小商人之家。1937年3月至1940年8月，在宁德县莲峰小学读书，其时他的父亲在宁德开店做生意，有几间私人店面。1941年3月至1941年8月，回到老家，在古田八区邹洋中心校就读。1941年9月至1942年1月，在古田八区杉洋培秀学校读书。1942年3月至1945年1月，又回到邹洋中心校读书。这来来去去，就无法查清其中缘由了。1945年3月至1947年8月，在古田大东初级中学（古田三中前身）读书。然后回家务农五年，其间还做过豆腐卖。1952年8月，进入南平师范学校读书，当时古田隶属于南平专区，靠暑期勤工俭学完成学业。1955年9月，毕业安排杉洋小学任教。由于表现优秀，做为培养对象，1959年9月被选派到南平教师进修学校学习培训半年。培训结束后，1960年2月，调到古田城郊的罗华学区永洋小学任教，并担任校长。当时南平师范学校毕业生是古田教育的中坚力量，其时正是当权的鼎盛时期，父亲是第二年独立出来的农场学区（驻地永洋村）校长人选。农场学区后来搬到西山村，改名“工农兵小学”，即今湖滨中心小学前身。1961年2月，父亲突然被调到杉洋最偏远的山村白溪湖里，在湖里初小待了两年半时间，其间的1961--1962学年第一学期，在“五好教师”运动中，还是被杉洋人民公社委员会和杉洋中心学区评为丙等模范。1963年4月，调到杉洋公社珠洋小学，一直到1969年4月，都是担任完小校校长。之后，就调回老家大甲，1980年代中，工作不顺心，再调杉洋学区，因病提前退休。假如没有履历表，就无法搞清楚这些来龙去脉了。

一张发黄的账单，记录的是1979年8月起，到第二年2月份的开销。第一笔是母亲支取19.5元，然后就是给我买布伞5元，卫生衣4元，鞋2.5元，这是准备我上大学了，那年高考，我顺利通过。10月份，我去上大学，给了30元，这是这张账面上最大的一笔开支。11月和12月，又分别给我寄了5元和10元。这半年时间，我花费最多。几十年过去，我都忘了一干二净，还好这份账单，让我忆起父亲的好。他当时的月工资是48元，要养一家老小。此外，就是9月份两个弟弟上学用了9元，买运动鞋和松紧鞋各3元，二姐做短裤2元，给大哥大嫂当家费用等等现金支出。大哥去喝喜酒，给了2元的随礼钱，据说这还是上涨了0.5元了。还有一部分记录购物，有虾米、咸带鱼、咸杂鱼等，买的最多的是咸带鱼、咸杂鱼，都是五斤十斤地买，咸带鱼每斤0.52元，咸杂鱼每斤0.4元，大概买多点也会便宜些。咸鱼易配饭，也能省着吃。这不禁让我想起，当年我们兄弟争抢咸带鱼眼睛吃的往事。记得父亲教育我们说过，一块咸带鱼只能吃到中间鱼刺部分，剩一半下一餐配饭。母亲也说过一个笑话，有个人去财主家做工，说自己很节省，吃带柳（小咸带鱼）一口只咬到鱼眼睛，财主很满意留下了。没想到，结果是从鱼尾巴咬起，放进嘴里只剩下鱼眼睛。吝啬的财主气得要死，但有约在先无可奈何。我们听了哄然大笑，看看父亲，不再听他的告诫。官宦之家出身的母亲与老实巴交的商人之后的父亲相比，显得大气多了，因而母亲在父亲面前也有点霸道。由此父亲在家里也没有什么地位，我们子女也都不太买父亲的账，敢于跟他争辩。

从8月到12月，总共支出180.66元，平均每月36.13元。这还不包括他自己去学校的伙食费和给他父母的赡养费。生活的重担早已把父亲压得喘不过气，这不仅仅是从小养成的节俭习惯，而是生活所迫，造成的小气以至于有点吝啬。父亲喜欢钓鱼，放学时间基本上都是在河边度过，不是休闲，而是为了生活。溪河里钓到的鱼都只有一两个指头大小，父亲把它煎成鱼干，一份一份用报纸包好，周末带回家。

1980年1月份，买猪肉花了1.5元，大概是两斤多些吧，记得当年猪肉每斤0.71元。这是这份账单里，半年多来第一次看到买猪肉。2月份有一笔买番薯米80斤，12元，折算每斤0.15元。当时大姐已出嫁，大哥已经在生产队劳动，但粮食还是不够吃。我们都是农业户口，大米是买不起，从小吃番薯米长大。

父亲的遗物中还有两份检讨书值得一提，第一份没有日期，第二份写于1977年8月6日，密密麻麻写了8页，合订成一份。标题说是心得，其实是触及灵魂的检讨，涉及方方面面每一个细节，全文都在向层层请罪。可以想象，父亲当时是经受了多大的压力。记得父亲曾经对我说过，在古田暑期学习班，他还想跳进井里自*。

一个那么早毕业的师范生，越混越糟糕，不能不说是对父亲的一次次沉重打击。同期的同学，有的后来当局长，有几个当了学区校长或中层领导，而父亲一辈子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偏远山村奔波，最多只是个村级完小校校长。1960年2月，被调到城郊的永洋小学当负责人，算是跨进县城大半个门了。却因为假期去宁德买了几斤咸杂鱼到杉洋的小姨家卖，被之前的杉洋同事告发，扣上“投机倒把”“二盘商”的帽子，退回原单位，再发配到杉洋最最偏远的湖里村。

那时母亲在新城关的新丰村当正式民办教师，口碑极佳，也属于培养对象。大姐已经进了古田一小，读三年级。父亲不太放心年轻漂亮的母亲独自留在城关，于是带着一男两女举家回乡。父亲在杉洋，母亲回到古田的“西伯利亚”大甲，一个人在董洋里自然村继续做民办教师。为此，后来的后来，我还经常听到母亲对父亲的抱怨，出于私心的父亲可能也是觉得理亏，只能是无言以对。是的，假如能留在城关，在相对优越的教育环境里成长，整个家庭的命运也许就不同了。就是在大甲的董洋里自然村，我出生了。住在祠堂的母亲，惧怕每晚在祠堂楼上楼下蹦蹦跳跳跑来跑去的动物，说是有封建迷信里的“狐狸猫”吓人，天天提心吊胆，造成严重的心理障碍。为此辞了教职，回到在杉洋珠洋小学的父亲身边。

几年之后，为了恢复母亲民办教师的工作，父亲又四处求爷爷告奶奶，终是都不能解决。在检讨书里，我才知道，为此事还跟时任校长有了矛盾，埋下了后来的隐患，最终被卷入时代的洪流，成为了不同“派系”，备受精神煎熬。其实，老实巴交的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乡村教师，有什么能耐呢？而且也没做过什么坏事，只是跟风而已，这实在是时代的悲剧。难怪有人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山。

遭遇经济、精神、工作、家庭多重压力的父亲，后来变得寡言少语、谨小慎微。面对挫折、困境，没有或无法抗争，选择了躲避。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城关某小学担任校长的同学请父亲到学校任教导主任，算是恢复早年待遇，父亲拒绝了。可能是被折腾怕了，关上了与成年人交往的那扇窗。他后来似乎很少有朋友往来，宁可跟小孩子玩，逗逗孙子孙女，所以孙辈们对他都有良好印象。最终积郁成疾的父亲，甚至精神上都出了状况，被迫提前退休。本以为他可以安度晚年，过上他自己喜欢的生活。不料想，突发心梗，盛年早逝。甚至都来不及回忆，就匆匆离开这让他爱恨交加的尘世，带着一生的委屈和遗憾。我曾经一直为父亲的早逝而伤感，甚至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后来想通了，人生长短，都是一世，与其那么累地活着，去了也许是更好的解脱，于是便释然了。

一张有点褪色，边角破损皱巴巴的账单，虽然只杂乱地记录了七个月时间的生活账单，但让我再次回忆起当年的日子是怎样的艰辛，一家人又是如何节衣缩食，挤在两个小房间里苟且地活着。一份事无巨细、坦白交代的检讨书，让我从中读出了父亲的不易，心情久久无法平静，而泪眼婆娑。

写于202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