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洪波（湖北仙桃人。长江日报评论员，高级记者。）

我们经常说“开始”，什么是开始。

开始用于时间，而不用于空间，因此它是一个时间现象。当我们要进行一个行动时，就说开始。例如赛跑，发令枪响，就是比赛的开始。此时，人应该位于起点位置，枪响计时器就按下，人可以开跑，离开他的初始位置。开始是时间上的一个点，而在空间上，与开始类似的就是起点。

起点对应终点，开始对应结束。事物基本上都在空间上有起点和终点，相应地在时间上则有开始和结束。运动就是在起点终点、开始结束中展开。但并不是所有的起点都有终点，例如数学上，一条射线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也不是所有的时间都有开始和结束，至少人们经常希望那些美好的事情一旦开始就永不结束。在神创世界观看来，时间本身就如同射线，神把时间创造出来，而它却不会结束。

开始作为一种时间现象，属于人为的决定。时间是连续持存的，而人在意识上把时间安排从某一瞬间“开始”，非如此则不足以度量和表达各种运动，规定各种行为。开始是人在时间上强行划开的切片。如同空间上的点没有大小，开始本身没有长度，而只是一个分划标志。

人们随时随地都在指定“开始”，开始吃饭、开始上班、开始跑步，我们每天都与许许多多的“开始”打交道，自行决定许多“开始”，但更经常地，接受着各种“开始”的规定。很多事情的“开始”，不是由我们决定，而是由制度、章程、命令或他人决定。可以说，“开始”是高度决断性的时间现象，人只能对自己说了算的事情决断其开始，而对无法自己说了算的事情，则只能被“开始”所决断。

人不能对自己的所有事情都自行决定何时“开始”，并不是一件值得悲哀的事情。人是社会动物，社会中如果所有人都能完全决定自己何时开始做任何事，社会根本无法进行运转。学生不能决定自己何时开始上课，职业人士不能决定自己几点开始工作，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人只能在完全私人事务上决定自己何时“开始”，甚至在完全私人事务上，他也得与家庭成员进行协调。

“开始”不是一个任意的决定，而是基于合理性。无论哪一种“开始”，都为着有利于行动的完成、有利于计时的确切，或者有利于人们对计时情况的记忆。公务机关办公从几点开始，应当有利于公众办理事务的需要。公元纪年不是从采用公元纪年的那一年开始，而是回溯到耶稣诞生后的元旦，是因为合乎当时西方人的习惯，从而有利于人们记忆，方便人们使用。即使我们决定现在开始睡觉，也是为着这样有利于明天早晨适时起床。对一件事情作出“开始”的决定，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都不是无缘无故。

“开始”意味着时间的分割，那就是把开始之前的时间排除在外。通过“开始”和“结束”，我们就能把时间分隔出“有效时间”，这种分隔使无限的时间变成了有限时间，从而显示了时间的价值。我们确定了一节课有45分钟，一个工作日有8个小时，一场足球赛有90分钟，这才使时间宝贵起来。如果时间是无限的，那么它也就是无价值的。

人的生命“开始”于他降生之时，结束于生命消失之际。一个人的生命何时“开始”，这不是由他自己决定的。人的生命何时开始，可以说是其父母决定的，但父母也不可能精确地决定他何时降生，而只是大致地可以由“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来推测。当然，自从有了剖腹产技术，“开始”时间就可以在一定时间范围内进行人工干预，并精确到几点钟。至于一个人的生命何时结束，更取决于多种条件，但无论如何，从开始到结束，生命都是短暂的，这种短暂性才使生命具有无上的价值。

精确的“开始”和“结束”是现代社会生产出来的一种时间文化。现代社会开始于精确计时，以及计时结果的广泛推行。可以说，现代社会生产了精确的现代时间体系，并用这一体系规范了社会运行。社会运行能够在现代时间协调下正常进行的条件，一方面是要使现代时间体现在一切社会场景之中，另一方面是要养成所有人共同的现代时间观念，使这一观念内化为每个人的自我意识。因此，它既要使时间能够处处可见，又要使每个人接受并相信现代时间的运用，即使一个人没有计时工具，他也得去向别人打听，他不会觉得这是一件多余的事情、麻烦的事情，而是觉得自己必须知道时间，还要为自己没有计时工具而懊恼甚至惭愧。这就是为什么曾经每个家里都有动力去购置钟表这种单一用途的昂贵工具。

当然，现在，时间的获取已经变得容易，很多人不必再去专门购置计时工具了。但这也意味着现代时间文化更加“内化于心”。我们用手机去“开始”各种活动，这只是手机的一个功能，这个功能在手机中并不算显贵，但任何一部手机，倘若没有提供这个功能，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就连手机正常运行，没有内在的时间频率也是不可能的。时间可以说是任何人机场景的基本共同构成，因为双方只有在时间共认的条件下才能“开始”通讯和互动。

“开始”是对无尽绵延的时间的一种强制切分，也是对时间进行管理的一种基始设置。日常情况下，我们并没有对“开始”想得过多，只是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处理了太多的“开始”，以至于对这个词已经可以不假思索。

【编辑：朱晨颖】